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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论大卫·哈维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围绕如何化解生态危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理论界出现了各种环境话语和生态政治思潮。大卫·哈维以其历史 —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对西方传统自然观和生态政治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想。

一、对“统治自然 ”和“自然极限论 ”观点的批判

哈维认为,西方传统话语在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乐观主义和胜利主义,另一种则是悲观主义。前者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盛行的支配自然、统治自然的观点。这一观点可追溯到17世纪培根、笛卡尔等人所确立的“人是自然的主人”思想,后经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推动而形成了极端的工具主义自然观,即把自然看成是资本财产的组成部分,我们要按照资本的意图来控制自然,为市场交换而开采自然。这就需要复杂的自然知识,正是在对自然不断认知和利用的过程中,现代科学、工业和技术逐步建立起来,帮助人类从自然界限中解放出来。因此,统治自然是解放和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启蒙计划。统治自然的观点充分表达了人类对理性和主体力量的自信,从而表现出对人类未来命运与历史前景的乐观主义态度。

作为对启蒙乐观主义的矫正和批判,出现了悲观主义。这一观点对人是否能成为自然的主人表示怀疑和担心,认为人类最终难以逃脱自然的极限这一悲惨境地。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对统治自然观点的批判和马尔萨斯提出的生态匮乏观点为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笛卡尔把自然解释成与人完全分离的纯粹的外部他者,由于被剥夺了任何自主的生命力,自然很容易被人类没有节制地操纵和掠夺,也正是基于此,当代生态学思想把生态危机和环境困境产生的根源归因于统治自然的观点。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见,启蒙之所以塑造出对自然世界的这种态度是因为它忽略了内部关系辩证法。依据内部关系辩证法,自然“既是某种外在于人类的东西又是一种内部现实 ”。也就是说,自然不仅是外在于人的“他者”,更与人紧密相联。如果我们一味对自然征服、控制、奴役,就会引起“统治原则的辩证颠覆,人类借此使自身成为了被他所征服的自然的工具”。这就是霍克海默所说的启蒙辩证法,原本启蒙的宗旨是确立人对自然的无限统治权,从而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和自由,但启蒙却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不仅没有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反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更糟糕的是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变为了对人的控制。

马尔萨斯基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一判断,推论出了著名的“自然法”: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产生贫穷、疾病、饥荒、战争以及人口过剩的普遍趋势。马尔萨斯进一步将这一人口法则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穷人法则,下层阶级陷入了永恒的自然法,以致盲目地繁衍,他们的悲惨境地是自然法的结果;另一部分是富人法则,上层阶级的人口并没有按照自然法增长,而是出于对生活水平下降的担心而自觉地控制自己的人口数量。基于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告诫下层阶级,他们的人口增长构成了对资源的压力,因而大量削减下层社会各种形式的福利以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却鼓励刺激上层阶级无节制的消费,认为这是维持资本积累和解决有效需求难题的有效途径。显然,马尔萨斯主义所代表的是精英和上层阶级的启蒙规划,上层阶级通过控制下层阶级的人口增长从而阻止灾难降临到人类身上,阻止资源的过早耗尽。

那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是赞成启蒙乐观主义还是生态匮乏、自然极限论呢?哈维首先指出,马克思毕生所追求的是人类的解放事业,因此他无论如何不会反对启蒙运动的目标,自然也能接受统治自然是人类解放的重要手段这一观点,并且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自然环境也采取了控制的态度。他写道,自由王国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尽管马克思和自由主义同样把统治自然的观点作为人类解放规划的基础,但他却强烈反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启蒙计划。自由主义把对自然的统治纳入到资本和市场逻辑中,相信只要放任市场自由,解放和自我实现必将随之而至。马克思指出,自由市场虽能在交换领域实现所谓的平等,但却在生产领域中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这就是自由主义启蒙规划的秘密所在:它在宣扬自由市场必然促进人类解放和进步的同时,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即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把人与自然关系这个问题转变成如何为了人类福祉而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技术话语。如何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时避免自由主义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呢?马克思主张: “打破阶级特权和压迫,把个体的创造性力量解放出来,从而通过自然的生产来生产他们自身。”可见,“统治自然”的思想本身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原罪”,而是承载这一自然观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其次,哈维认为,马克思是不赞同生态匮乏和自然极限的观点的。马克思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资源的稀缺性和所谓人口的“自然法”来解释资本主义危机和贫困问题,指出只有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下层阶级的贫困、失业、不幸和疾病是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与人口增长率无关。基于马克思的这一判断,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热衷于反驳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生态稀缺性论点,认为人口过剩和生态匮乏论都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作的辩护,给被统治阶级带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压迫。由此而转向另一个极端,采取一种简单化的统治自然的观点,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环境困境。哈维指出,实际上马克思在反对生态稀缺论的同时并没有否认自然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此,马克思引用威廉·配弟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来论证。并且,自然的代谢作用是人类劳动的普遍和永恒的条件,我们只有遵守自然的法则同自然和睦相处,一旦破坏了自然法则就可能招致灾难。可以看到,马克思十分尊重自然品质以及自然和人类的有机联系。正是在这一理论语境中,当代一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本顿、奥康纳等回到了生态稀缺性的论点,将自然极限视为人类生存的不证自明的限制条件。

到底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呢?哈维认为关键在于定义“自然资源”这个术语。他把自然资源定义成: “对那些自然要素和过程进行文化的、技术的和经济的估价,从而使人类在特殊的物质实践中用以实现社会目的和目标。”在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中,人类的知识状况、社会目标、文化模式、技术或经济形式总是处于动态和不断变化中,“自然资源”在不同的话语中也就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自然的极限不是某种由外部强加的必然性,而是由社会生产出来的,所谓的生态稀缺性不过是某种社会关系的反映。当前资本主义正在遭遇的生态稀缺和环境困境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预期的,只有资本主义关系才会妨碍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代谢关系。由此,哈维揭示出自然极限论的实质: “所有围绕生态稀缺、自然极限、人口过剩和可持续性的争论,都是关于保存一种特殊社会秩序的争论,而不是关于保护自然本身的争论。”资源匮乏论巧妙地将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上人类的生存状况扩大化为人类生存的一般状况,以一种限制使用资源的话语强化着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关系。

二、对生态政治思潮的批判

哈维认为,基于对自然的不同理解和评价,当今流行的生态政治思潮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基于生态匮乏和自然极限论的环境主义政治思潮,包括极权主义和公司国家管理主义。极权主义认为,由于自然资源的极限性和人口压力,解决环境危机不得不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来调控资源和人口。虽然在当前的生态政治运动中,这种极权主义政治方案逐渐被抛弃,但在某些派别中仍然存在着一种极权主义的狂热。公司国家管理主义则是一种较弱的极权主义解决办法,认为在一个拥有强大调控和官僚权力的行政国家中应用科学技术能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和调控环境。哈维认为,生态现代化是环境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它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对自然界限的不断破坏,所谓保持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目的是为了保障资本积累的可持续进行和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增长。可以说,以上两种生态政治话语都是以货币来衡量自然价值,把“自然”看成资源,对环境采取一种外部管理的立场,生态政治规划的目的就是理性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另一类是基于自然价值论的生态主义政治思潮。这一类生态政治思潮认为,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它不是实现人的需要和目的的手段,而就是目的本身。因此,以货币来评价自然就破坏了自然固有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 “金钱剥夺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本身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上的贬低。”生态主义政治学不满意用货币评价自然,要求把人类活动看做是在自然中的嵌入,诉诸伦理要素来确认自然天生具有价值和权利。比如道德共同体主张建立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准则,并将其同社群主义的公民道德理想联系起来;保守主义强烈反对发展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主张尊重和保护社会—环境互动的传统原则和模式;生态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中对妇女的贬低类似于对自然价值的贬损,通过强调仪式、象征和养儿育女的伦理来赞美女性与自然之间天然的关系。

哈维指出,上述两种生态政治思潮都无法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为它们都没有触及环境问题的实质。他认为,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需求造成了对自然空间的过度利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着的“自然的生产”必然带来环境污染、生态匮乏等环境问题。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上述第一类生态政治学所主张的对环境的管理和自然资源的配置,不仅没有挑战与环境问题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反而是尽力维护资本积累霸权;后一类则由于其美学和浪漫主义缺陷根本不可能撼动资本主义体制,只能局限于在价值观念层面上来探讨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要彻底、永久和公正地解决环境问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生态运动相结合,迈向生态社会主义政治。为此,哈维围绕生态社会主义何以可能和生态社会主义如何实现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论证和回答。

三、生态社会主义政治规划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有一种通常的观点认为,环境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明显差别,前者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资产阶级对环境和生活质量关心的问题,后者的关切点则是人与人的关系,是工人阶级消除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者把环境主义看作是一种确保中产阶级舒适生活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环境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生产主义者”,是一种无限制追求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然而,哈维认为,社会主义和环境主义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首先,两者都将批判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许多环境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可能要“追溯到这一资本主义规则:生产技术选择仅仅受追求市场份额利润最大化的私人利益控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原则决定了技术仅仅是资本获取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运用,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不过是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意味着对生产技术的控制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由此,资本主义成为了社会主义和环境主义共同批判的对象。其次,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是两者共同的目标。当前的环境正义运动坚持主张对自然命运的关注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命运,认为人类的未来不可能建立在少数人快乐和多数人痛苦的格局之上,因此把穷人和边缘人的生存问题置于环境运动的中心议题。这样就把生态与社会正义目标密切联系起来了,要实现生态健全,就必须为社会正义而斗争。争取环境正义的运动实际上就是实现社会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正义,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目标。最后,就某些具体的环境问题而言,诸如职业保健和生产安全等环境议题也是工人广泛关注的问题。显然,将人们从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和把人类从与自然的纯粹工具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并不是对立的,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支配自然 ”观点的批判所揭示的那样:对作为“他者”的自然的统治和对于“各种他者”的统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须的。因为面对日益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进步的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建构生态的视角,将环境问题牢牢地置于社会主义轨道之上,“定义一种特殊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并为之奋斗,把我们从资本主义通过其非常明确的生态规划而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压迫和矛盾中解放出来 ”。

然而,哈维提醒我们,迈向环境—生态政治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非一路坦途。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从资本主义手中接过了强大的生产主义伦理和宽泛的工具主义方法来理解自然世界,并且在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追求社会关系的变革,因而,把马克思主义同“统治自然”的观点剥离开来特别困难。哈维认为,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大量探讨自然问题的作品,但与蓬勃发展的生态政治运动相比,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库并不丰富,远没有解决改造资本主义生态体系这个难题。为此,哈维试图通过建立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为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提供有益的启示。哈维形象地把这一理论工作称之为“概念之间的摩擦起火”,并从如下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异化、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美学是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共同关注的话题。“自我实现”的理想广泛存在于生态学文献中,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自我发展。然而,在通往解放和自我实现的道路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有财产、阶级关系、雇佣劳动以及市场交换拜物教把我们从与 “自然”以及他人的感性和直接的联系中分离开来,使我们产生异化。如何恢复与自然的非异化关系就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学家们联系起来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哈维强调,“从现代资本主义造成的那种同自然(以及他人)的异化中向‘更高形式’的复归,这一点必须成为生态社会主义计划的根本目标”。这种向“更高形式”的复归,既不是回到一种同自然的直接关系,也不是回到前资本主义或公有制世界,而是探索建立在异化之上的现代社会的解放潜能。唯一的道路就是,通过政治的、文化的和知识的手段来“超越 ”诸如科学知识、组织效率、技术理性、货币和商品交换等中介,从而实现有意义的工作和娱乐。劳工运动藉此就能够处理同自然、他人和自身异化这些生态辩论的问题。

第二,把改造社会关系嵌入到生态计划的设计和实施中。哈维强调,我们在进行生态改造时,必须考虑生态计划与发起、实现和管理它们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往往倾向于认为,生态计划必然是与非等级的、非中心的、高度民主的和彻底平等的社会关系高度一致的计划。哈维指出,如果采取这种立场,很可能妨碍我们解决大多数人所遭受的生态灾难。他举例论证,如果以民主和平等的社会关系来控制核力量就很有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命威胁。相反,只有依靠高度集中的和非民主的权力关系,再加上分等级的命令和控制结构,才可能成功控制核力量,使人类免遭灾难。因此,生态问题背后的深层次根源是社会关系问题,撇开社会关系来设计和实施生态计划只能是空想。当前大量生态运动都是在保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来寻求解决生态问题,这样所获得的肤浅简单的答案对于进行切实可行的社会和生态改造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第三,走向技术的合理化。哈维指出,在把社会关系嵌入到生态计划的过程中(反之亦然),必须认真关注技术问题。被资本利用的技术剥夺了工人的技能和艺术鉴赏力,同时使他们与自然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异化的状态,自我实现也可能会因为技术原因而受到阻碍。再者,某些技术甚至违反了更好地控制自然这一目标,因为它们把高度的环境风险与最小的社会利益结合在一起。对于此,要么如当前许多生态学家主张的那样彻底拒绝资本主义强加给人类的技术合成物,要么逐步改造它们使之更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因此,如何实现技术合理化,精选出那些最大限度地减轻(而不是加强)对自然代谢关系破坏的技术就是必须解决的社会和政治难题的重要部分。

第四,坚持共性和差异的辩证法。时下流行的多数激进生态批判都起源于无政府主义,它典型地强调社群、地点、地方、亲近“自然”,特殊性以及非中心性。而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关注无产阶级斗争的普遍性。任何生态社会主义计划都必须正视这种普遍性和地方性的对立。对此,哈维主张一种具有地理视角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由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坚持共性和差异的辩证法,使之更具生态敏感性。哈维指出,反对资本主义的一般斗争既包括反对资本主义所从事的特殊类型的社会生态计划,也包括反对作为社会生态计划前提的特殊社会关系的特殊斗争。由于社会生态计划的本质和规模不同,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式也必须随之变化,社会主义并非必然采取同质性的结构。因此,任何生态社会主义计划都必须尊重文化、地方和生态多样性所创造的生态系统差异,并根据这种地方差异来进行设计和改造。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源自生态区域主义、地方和地方性社群主义政治。然而,在这样一种强烈尊重差异性、地方性的地方主义之中,由于缺乏辩证思维将会很容易陷入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的危险境地。因此,在坚持普遍性和差异性辩证法的前提下,探求社会—生态计划的多样性是生态社会主义思维的核心。

第五,善于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规模上协调各类生态政治问题。哈维提醒我们生态社会主义计划还需要重视时间和空间规模问题。不仅人类的实践是在不同时空规模中进行的,而且持续变革的人类实践也在不断重新定义时间和空间的规模,因此社会—生态计划就必须依据不同规模来进行行动和决策,而不能固定在某一个规模上(如全球或地方)来思考和行动。因为等级制的空间系统中经常会由于生态难题而造成这种窘境:在一种规模上产生良好政治意识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在另一种规模上产生良好的效果。比如说,为改善环境质量,欧洲汽车生产进行缩减,但这也许就意味着牛津或都灵工厂的关闭,从而导致大量工人的失业。因此,“人们必须创造出某种政治权力结构以便能够在那些由不同计划给定的不同规模之间进行‘仲裁和翻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在不同空间规模上调整自身内部互相矛盾的政治学,既要立足于自己又要充分兼顾到他人所处的空间来思考生态社会主义。

总的来说,哈维所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就目标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旨在恢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非异化关系,实现人的解放和自我实现。第二,就内容来说,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计划一方面要求依据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时空规模来决策和实施,另一方面要求合理运用技术,使技术的运用遵循生态理性。第三,就途径来说,主张将不同空间规模上的生态政治运动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全球目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四、哈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

总体上看,哈维无论是在对当代西方各种环境话语和生态思潮展开批判的过程中,还是在探寻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和解决途径的过程中,都始终立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生态价值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作出了辩护。人们在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时,一度把矛头对准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它是造成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要求以生态中心主义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发展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支持,因此生态中心论责难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和“生产主义”,其对待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必然引发生态危机。对此,哈维指出生态中心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他说 : “现代科学、工业和技术为人类从自然界限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工具,这种界限把人类禁锢在一种永恒的需求、生活机会的不安全感以及满足的缺乏状态之中,而那些东西是创造性力量的必要基础。”可见,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 ”的观点绝非仅仅把自然视为物质资源,粗暴地干涉和践踏自然,而是更强调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的合理改造和利用的基础之上。人与自然不应是冲突的关系,而是共同编织了一张相互依赖的生命之网。而且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支配,非但没有引起生态难题,反而是处理这些难题的出发点”。人类中心主义不仅不一定会带来生态问题,而且还能为评价生态问题提供依据和参考,因此在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时绝对不能放弃人类的尺度。这一观点也是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格伦德曼所主张和赞同的。哈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截然对立的。自由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把对自然的统治纳入到资本和市场逻辑中,从而把自然资源变成了资本家获取利润和实现资本积累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它所追求和实现的是资本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了这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追求的是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由此,哈维强调要把人的生存问题,特别是穷人和边缘人的生存问题置于环境议题的中心,人类对自然命运的关注最终是为了关注人类自身的命运。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哈维要求人们“在个人和集体层次上设计和履行总体上对自然的责任,尤其是对我们人类的责任”。在他者、自然和社会所织造的“生命之网”中肩负起对自然和人类的双重责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共生共荣。

其次,在方法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和辩证法。哈维不仅在生态价值观层面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且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示出了隐藏在环境问题背后的阶级关系。他认为,当代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关系的危机。资本的全球性扩张造成了全球的两极分化,一极是由富人、资本家、有权人士组成的霸权阶级,另一方则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困阶层和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组成,双方在占有、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上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利益冲突。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正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政治经济不平等秩序所造成的恶果。正如哈维所说: “我们环境困难的产生是这种霸权阶级规划的结果,是依附于以市场为基础的哲学和思维模式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在生态方面欠下了巨大债务,却总是把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责任推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原因。因此,生态问题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社会政治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绝不仅仅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必需直接挑战在目前仍然支配着环境改造过程的资本循环和积累,不管人们以什么方式来称呼它,它在根本上都是一种阶级规划。”哈维在坚持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以社会—环境变迁的辩证法来克服将自然和社会完全对立和此他设计了一张社会过程认知图式来阐明社会过程各个环节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认知图式由六个环节构成:话语、权力、信仰/价值/欲望、制度、物质实践和社会关系。每一个环节都被建构为其他环节在社会和物质生活之流中的内部关系。就话语环节而言,话语既表达了人类思想、幻想和欲望,也在制度上依据于、在物质上受制于、在经验上植根于社会关系和权力的表现形式。当我们把有关“自然”和“自然”的话语看成社会过程的环节,也就意味着“有关自然的话语把来自社会过程的所有其他环节的一整套矛盾冲动和冲突观念都内在化了”。也就是说,当代有关自然和环境争论的各种异质性话语,实质上不过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目标、社会关系和权力之间斗争的表现形式而已。因此,社会—环境变迁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一方面,社会和生态系统并不是两个独立的系统,而是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在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抗并改造产生环境和社会不公正的过程。在哈维看来,这一过程就是残酷的资本积累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规划既要探究环境改造的替代性模式,又要探究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替代性模式。

最后,从空间视角反思生态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哈维从空间视角对全球生态环境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现状及原因进行了阐明。他认为,资本主义“对于污染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即通过采取“空间转移”策略来解决环境问题。在国内,资本主义将有毒有害废料处理厂修建在低收入人群和有色人种居住的地理集中区。因为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逻辑,当污染发生在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时,资本收益最大。而在国外借助于资本的全球扩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污染企业大量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中。这无疑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掠夺,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逐渐获得了清洁的水源、干净的空气、宜人的环境。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的空间转嫁,极大地破坏了贫困阶层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从而引发了当前环境正义运动的广泛兴起。可见,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空间转移”策略不仅无法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反而造成了人类生存空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哈维从空间的视角再一次印证了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哈维的空间意识还体现在其时空乌托邦理想上。他认为乌托邦理想必须具有生态的维度,然而“自然”在传统乌托邦思想中要么很少或根本不谈及,被边缘化;要么只是设想在一些相对较小的空间规模上(社区、村庄或小镇)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哈维所设计的时空乌托邦试图弥补这一缺失的生态维度,立足于社会和生态来规划人类未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视时间和空间规模问题,理解不同规模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对于我们如何识别、评估和解决环境问题至关重要。适合于解决一个地理规模上(地方、生物区域、民族)环境问题的方案并非必然对其他规模(全球)具有意义。因此,“我们对于人类和自然的共同责任需要在多种时空规模间以一种更加动态的、共同进化的方式连接起来”。连接的基础就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探寻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4

 

发布时间:2017-02-28 23: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