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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良早:列宁政治视野下的新经济政策
——研读《政治家札记》等著作

  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的体制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国内增长起来,由此引发俄共(布)党内外以及国内外种种怀疑、反对和否定的声音。列宁在一系列文章和会议报告中作了回应。《政治家札记》和《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是这一时期他回应各种错误言论的代表作。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将新经济政策纳入政治的视野下,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以政治的观点分析和说明新经济政策的有关问题。他的思想方法和观点,对于当时人们正确地认识新经济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当前研读这两篇文章,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的事业已经“登上了最高的同时又是最困难的阶段”

  正确地认识党和无产阶级事业所处的位置或阶段,看清已有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是正确地把握当前形势和确定以后任务的前提。所以,列宁在上述两篇文章中首先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列宁提出,截至1921年春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党和无产阶级的事业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17年10月25日起到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止,仅仅十个星期。在这一阶段,俄共(布)领导苏维埃政权没收了全部地主的土地,将其分配给需要耕种土地的农民,解决了农民迫切需要解决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未能解决和不可能解决的土地问题。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需要完成的任务,俄共(布)和无产阶级彻底地完成了此任务,并继续向前,做了许多事情。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当家作主,空前地发挥了工人阶级自己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立宪会议给予了有力的打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是继1871年巴黎公社向前迈进的一大步。第二个阶段,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这个过程中,当德国代表团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而苏维埃政府代表团准备接受这些条件时,俄共(布)内有的人以“左”的面目出现,拒绝签订和约,主张继续与德国交战,以战争支持德国革命。国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或者惊惶失措,或者幸灾乐祸,叫嚷“既然同帝国主义讲和,那就完蛋了”。列宁针对各种错误的言论说:“我们‘讲和’,把一部分财物交给掠夺者,却是为了挽救工人政权,为了更沉重地打击这些掠夺者。”第三个阶段是1918—1920年,即国内战争时期。战争开始时,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红军。列宁说,红军的力量以及苏维埃政权所拥有的物质力量同帝国主义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同称雄全世界的协约国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领导下,工农联盟作为整个世界历史的成果,其地位被提升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第四个阶段即进入和平建设和实施新经济政策阶段。此时,俄国已经遭受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千疮百孔,百业待兴,饥饿威胁着工农群众。但是新的经济政策已经制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已经开始,或者说形势向好的开端已经产生。列宁根据对上述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斗争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认识和分析,根据对俄共(布)以及苏俄无产阶级当前的斗争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处位置和地位的认识和分析,得出结论:“在我们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我们已经登上了最高的同时又是最困难的阶段。”这是《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中提出的结论。在《政治家札记》中,他再次提出:“不仅同1789年和1793年相比,而且同1871年相比,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他的这一论断值得人们认真思量和领会。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彻底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伟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1792年9月建立法兰西共和国。1793年6月,雅各宾派掌握政权,开始实施一系革命措施。上述过程是一个不断前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过程。雅各宾专政表明这场革命(从深刻性和彻底性上看)走向了自己的最高阶段。列宁认为,1917—1921年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从深刻性和彻底性上看,大大超越了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1848年6月,法国巴黎的无产阶级举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是现代社会以来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斗争。1871年3月,巴黎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人民自己行使权力的巴黎公社革命政权。这是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建立自己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到巴黎公社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提升运动水平的过程。可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在取得的成就和运动水平上大大超越了前者,达到了“极高的高度”。

  就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所经历的四个阶段看,它们一步步地依次递进,达到了历史的“极高的高度”。如前所述,第一个阶段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继续向前推进了革命;第二个阶段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了和平喘息的时机,有利于转变工作重心和展开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第三个阶段进行国内战争,以自己的力量赶走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平息了国内的白卫军叛乱,有力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第四个阶段进行和平经济建设和实施新经济政策,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发展生产力,准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对于上述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或者说党和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成就,列宁在《政治家札记》中是这样说的:“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 “我们通过革命手段退出了最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夺回去的一个极其伟大的胜利。” “我们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也是无法夺回去的……”显然,在列宁看来,彻底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十月革命以来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或者说是他们达到历史“极高的高度”的最重要的标志。

  列宁在肯定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的事业的同时,指出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阶段”。有关资料显示,经过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俄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20年,大工业的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六至七成。冶金工业处境艰难,1920年仅生产11.6万吨生铁,约等于战前的3%,煤比战前减产2/3,石油几乎减产3/5,纺织品几乎减产19/20。由于缺少燃料和原料,城市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按人口平均计算,生铁的产量每人不到1公斤,棉织品的产量每人不到1米,居民最需要的工业消费品极度匮乏。农业也遭到极大的破坏,1920年的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时期的65%,粮食和其他必需的食品严重短缺。30%的铁路停运,尚未停运的铁路由于缺乏燃料、机车和熟练的铁路员工,时而开工时而停运。列宁针对上述情况说:“经济遭到了空前破坏的国家勉强开始恢复元气,现在才看到经济破坏的深度,才感受到难以忍受的苦难:工业停顿、歉收、饥荒和流行病。”

  列宁还指出,俄共(布)和无产阶级面临着“危险”。他所说的“危险”包括:一是指苏维埃俄国一个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包围下孤军奋战所必然产生的“危险”。列宁和俄共(布)原来预想,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会跟着爆发并取得胜利,形成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相互支持、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可是情况不尽如人意。苏维埃政权独自存在,且已经遭受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军事围剿,虽然它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赶走了外国武装干涉者,但是帝国主义者随时可能对它发动新的军事攻击,它依然面临极大的危险。列宁在《政治家札记》中说:“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可是,我们暂时还是孤军作战,而且是在一个落后的、经济破坏比别国更厉害的国家里……”显然,在列宁的思想上,孤军作战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危险”。二是指国内的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危险。在这个时期,在农村,国家支持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并且允许富裕的农民使用雇工劳动。1920年,农村雇佣工人总数为81.2万人。在工业方面,国家将暂时无力经营的企业出租给国内私人或合作社经营,即所谓的租赁制。1922年,苏俄有租赁企业3113个,承租者中私人占57%。家还将一些无力经营的大型企业出租给外国资本家,由他们到苏俄来经营。1921年签订五份租让合同,1922年签订十份,1923年签订37份。这些合同逐渐生效。国家还允许私人开办雇佣工人数不超过20人的小企业。1922年这样的私人企业有856家。国家允许自由贸易和货币交换,允许私人商业的发展。1922—1923年私营商业在全国零售商品流转总额中的比重为75.3%。由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不过四年的时间,被推翻的资产者抱有强烈的复辟旧制度的欲望。随着实践的进展,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苏俄活跃起来,旧制度维护者的复辟活动必然加强。这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挑战,是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危险”。列宁在《政治家札记》中说:“我们连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他的意思是,敌对势力妄图把无产阶级胜利的成果夺回去是一种危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则更加危险。

二、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特别是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活跃起来以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的一部分人幸灾乐祸地叫嚷: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这样他们就完蛋了!列宁对此指出,这是他们的胆小怕事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民主主义”在新形势下的体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精神是与此根本不同的。如他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中说:“我们已经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民主主义’和用堂皇词句掩盖起来的胆小怕事的改良主义完全不同,靠它是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的。”他的意思是,以往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是靠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激励全体人民群众干出来的,以后还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激励全体人民群众继续奋斗,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

  列宁认为,现时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干出一番事业,要求党和无产阶级正确地认识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的形势,增强克服危险的勇气和发展事业的力量。如前所述,到1921年,党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达到极高的阶段,但是它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正是由于这一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攻击布尔什维克走了回头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其他一些人对此也认识不清,惊惶失措,散布了许多消极的言论。在此时刻,列宁提出党和无产阶级必须发扬革命精神,增强勇气、信心和力量,以利于正确地认识形势和克服危险。他说:“危险是很大的。敌人在经济上比我们强大得多,正像昨天他们在军事上比我们强大得多一样。我们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他的意思是,能够正视危险,既表明党和无产阶级有勇气、智慧和力量,又能进一步增强党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他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危险。他还说:“正因为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所以我们能很好地运用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斗争,能更清醒、更谨慎、更周密地权衡时机,能采取各种让步来加强我们的实力,分散敌人的力量。”这里的意思是,克服危险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需要更谨慎、更周密地制订开展工作的计划和方案,有序地展开斗争,这样可以起到产生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分散敌方力量的效果。在列宁的思想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他特别指出,在1918年初苏俄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过程中,党和无产阶级发扬革命精神,正确地认识德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战争政策,排除党内错误观点和国内错误思潮的影响,签订和约,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增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分散和削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个经验值得在以后的实践中汲取和运用。

  列宁提出,现时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干出一番事业,要求党和无产阶级正确地、切实地确定自己的任务。苏俄新经济政策是随着国内战争过程转向和平建设过程而开始的。当时和平建设的任务主要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同战争的任务相比较,困难更多,问题更复杂。当时党和无产阶级亟待做好的工作,包括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使农民能够较多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以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开展租赁制和租让制,促进工业生产,发展生产力,使苏维埃国家能够获得较多的产品;等等。列宁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中说:“在这个新的更高的斗争阶段,我们确定自己的任务时务必慎之又慎。我们要把任务定得切实一些;我们要多作一些让步,当然是以无产阶级在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条件下可以作的让步为限;尽快征收适量的粮食税,尽量使农民经济有较多的自由来发展、巩固和恢复;把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企业租出去,包括租给私人资本家和外国承租人。”这里,他强调确定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时必须“慎之又慎”,强调把任务定得“切实一些”,意思在于说明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党经过慎重考虑和研讨才提出的任务,是同苏俄的实际相适应的任务,也是党和无产阶级必须全力以赴去完成的任务。还需要指出,列宁在这里提出了“让步”的问题。所谓“让步”,是指新经济政策所包含的那些政策和措施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同国内战争时期对资本主义进行“正面攻击”的措施相比较具有“让步”的趋向。在列宁的思想中,“让步”是必要的,它是一种“战略退却”,没有什么可怕的。如他在《政治家札记》一文中说:“我们还保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这支‘军队’,保存了这支军队的‘机动能力’,保持了我们清醒的头脑,使我们能够冷静地估计到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退却和退多远(为了更有力地跃进),应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把没有做成的事重新做起来。”这里的意思是,在看到“让步”和“退却”的必要性时,要清楚“让步”和“退却”的限度,懂得在一定的时候停止“退却”,并进入斗争的新阶段。

  列宁提出,现时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干出一番事业,要求党和无产阶级全力做好经济工作,为建设和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是生产力水平超高基础上的经济,是产出能力超强和社会财富极为丰富的经济,是可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生活需要的经济。显然,当时的苏俄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十月革命胜利时,曾对一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进行国有化,国内战争时期在工业生产领域基本上完成了国有化。由于战争的形势和环境,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的生产都是围绕着战争的需要进行的,来不及也不可能朝着建设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发展。所以,在国内战争结束时,苏俄还没有社会主义经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必须通过不断努力奋斗,完成形成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列宁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中提出:“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拼搏弄得筋疲力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工业同农业间正常的商品交换。”这个论断既指明了党和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背景和条件,又指明了建设的目标,即“给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需要指出,这里列宁尚不是说建设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在他的思想中,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长时期的、十分艰巨的任务,现时有可能做的事是为了让它有一个很好的开端,有一块坚实的奠基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要求坚决贯彻执行新经济政策的方针和各项措施,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他特别指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有赖于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权高层领导集体的正确决策和正确领导,有赖于各级领导机关以及领导人维护中央的领导和贯彻中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赖于地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积极努力的工作。列宁说:“要让地方更多地发挥首创精神和自主精神,要分派更多的力量到地方上去,要更加重视地方的实际经验。”在列宁的思想中,通过高层领导机关和地方领导机关的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做好经济工作,完成奠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任务。

  列宁提出,现时靠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干出一番事业,要求正确地调配工人阶级的力量,恢复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且有力地巩固工农联盟。在多年的战争过程中,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1913—1920年,在大企业工作的工人数由240万减少为132万。同一时期,著名的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数由17000人减少为4000人。产业工人减少的原因,一是有些工人上前线作战,且许多人在战场上丧生;另一个原因是由于生活困难,许多工人离开城市和工厂,到农村谋生,因为农村获取维持生命的资料的手段比城市多一些。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必须把现有的工人阶级队伍调配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列宁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削弱了的工人阶级力量集中在较小的领域里,而使自己站得更稳些,并且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反复多次用实际经验加以检验。”

  这里所谓把工人阶级的力量“集中在较小的领域里”,决不是改变和降低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是指不要让工人群众承担过多的具体工作任务。譬如,在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曾让城市工人下乡帮助建立“贫苦农民委员会”,让工人组建武装征粮队下乡征集粮食和向城市运送粮食,让工人参与做红军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筹备和运送军用物资的工作。现在工人的任务就是在工厂搞好生产。现有的工人阶级队伍站得更稳一些,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也将站得更稳一些。所以列宁说,要把工人阶级的力量集中在较小的领域里,以利于队伍的稳定,并且要反复多次地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检查和检验。同时,列宁提出,必须尽快恢复工业生产,产出更多的产品,促进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改善工人以及全体人民的生活条件,从而有利于工人阶级力量的恢复。他说:“只有恢复工业的工作取得实际成就,对工农双方都有利的正常的国家产品交换建立起来,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自身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能坚定地信赖无产阶级的领导。”他论及工人阶级力量得到恢复的条件,同时论及农民信赖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列宁高度重视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他说,实行新经济政策,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必须把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放在首位。因为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必须从政治上处理问题,现时的政治问题是农民因为生活困难而对苏维埃政权有不满情绪,对工人阶级有不满情绪,工农联盟的力量被削弱了。工人阶级及其国家政权必须采取紧急的措施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切实地巩固工农联盟和苏维埃政权。

三、各种错误思潮的言论表明他们犯了“新形式的旧错误”

  《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中所谓“新的时代”,是指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时代。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推动了这个新的时代的发展,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它登上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在新的时代,各种错误思潮犯了“新形式的旧错误”。这一时期的错误思潮包括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已经脱离俄共(布)的“工人反对派”等。错误思潮的旧错误主要表现为,反对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反对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他们认为俄国尚没有达到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1921年,他们的旧错误有了新形式,即攻击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诅咒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的事业必将失败。这说明,他们的错误还是旧的错误,即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反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只不过是有了“新的形式”,即攻击新经济政策的形式。列宁在两篇文章中,对错误思潮的错误言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列宁对错误思潮的性质、特点和类别进行了研究和阐述。他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中说:“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也就是用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动听词句和无法实现的愿望掩盖着的对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膝。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气势汹汹、夸夸其谈、不可一世,实际上则是涣散、无组织、无领导,是徒有其表。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两股‘潮流’。”他的意思是,错误的思潮有两股潮流或者两个类别,一是思想右倾的社会思潮。它的特点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以“民主主义”的口号欺骗群众,实则害怕革命,主张改良主义,甚至向资产阶级卑躬屈膝,讨一杯残羹冷炙。俄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第二国际右翼、第二半国际等都属于这种社会思潮。二是思想“左倾”的社会思潮。它的特点是唱着革命的高调,主张异常激进,善于夸夸其谈,有时气势汹汹,但往往离开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和道路,导致革命事业的挫折和损失。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或者说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属于此类。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被消灭以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不会绝迹,总会变幻着面貌和颜色以干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

  列宁回应和批评了右倾思潮关于“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回到了资本主义”,以及它们的事业“完蛋了”的论调。这个论调是针对苏俄新经济政策允许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言的。在此前的国内战争时期,苏俄已经基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又活跃起来。正是针对此种现象,右倾思潮幸灾乐祸地高声呼喊上述论调。列宁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一文中说:“这种论调,不管是用纯粹孟什维克的口气讲还是用社会革命党人的口气讲,不管是像第二国际那样讲还是像第二半国际那样讲,实质都是一样的。”他的意思是,上述各个政治派别的人物都已经喊出了上述论调,也许所用的词汇稍有不同,但实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否定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诅咒俄国革命走向失败。列宁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无产阶级的事业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现时已经登上了极高的阶段。他们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步伐是坚定的。他们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革命成果,这是敌对势力无法夺回去的。何谈他们走了“回头路”呢?列宁说,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表明他们意识到国内战争时期工作上有失误。他们承认以前工作中的失误,决心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以前的失误,这不是走“回头路”。相反,可以看到他们继续向前进的决心、智慧和正确的行动方案。错误思潮的代表人物诅咒说,布尔什维克“完蛋了”。列宁在《政治家札记》中针锋相对地说,有的人以为在革命的过程中不犯错误,不退却,不一再做那些还没有做成或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奠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这样一桩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这样的人是幻想家,他已经“完蛋了”。“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列宁要求俄共(布)和无产阶级甩开那些已经“完蛋了”的家伙,朝着既定的方向和道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进程。

  列宁回应和批评了“左翼”思潮关于俄共(布)“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论调。这时的“左翼”思潮指俄国的“工人反对派”。它原是俄共(布)内部的一个派别,产生于1920年底1921年初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过程中。它貌似高度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要求把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给工会,即主张党和苏维埃管理政治事务,工会管理经济事务,实际上主张的是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它否定党的领导的观点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危害极大。列宁指出,十月革命以来,俄共(布)的事业成就都是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而创造的。他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中说:“建立起能够胜利地经受住1917—1921年考验的军事机构和国家机构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占用了并且耗尽了实际存在的(而不是存在于空喊家的高谈阔论中的)‘工人阶级力量’。”他的意思是,现有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产生了强大的红军部队和坚强的苏维埃政权机关,何谈俄共(布)“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呢?列宁还指出,工人群众中有一部分人受到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动摇分子,站到了错误的立场上。现时错误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出要“多多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无非是要求相信和依靠这些动摇分子。列宁说:“每一个觉悟的工人都应当来揭发和驱逐这些叫喊我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力量’的家伙,因为这些空喊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帮凶,他们扩大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利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现时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任务之一,是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增长。在此方面,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如通过各种途径培训和提高企业职工的工作技能、管理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发掘优秀的人才并把他们安排到企业管理的岗位上,他们是党外群众则发展他们入党。而叫喊俄共(布)“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人,却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列宁说:“敬爱的先生们,为了真正把非党群众提拔到目前最主要的经济‘战线’上去,到经济建设事业中去,你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干了些什么事情呢?这就是觉悟的工人应当向空喊家提出的问题。”他要求觉悟的工人同“左倾”空喊家划清界限,彻底抛弃他们。这就是他所说的:“我们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打倒不自觉的白卫分子帮凶,这些重犯1921年春天倒霉的喀琅施塔得叛乱者的错误的家伙!要善于根据时局的特点和任务进行切实的实际的工作!我们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实干。”这里的意思是,“左倾”空喊家春天时以他们的错误口号支持了敌对分子发动的叛乱,现在又以错误口号来干扰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实践。要清算他们的错误,要大力提倡实干的精神,促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前进。

四、对列宁思想的评论

  列宁的这两篇文章,对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的事业所处的历史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怎样做好以后的工作、怎样识别错误思潮以及如何评析错误思潮的论调,也提出了正确的观点和看法。他的认识、观点和看法的重要特点是从政治的视野研究问题和阐述问题。

  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关于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有很大的改变,社会的经济状况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此时,如果以经济的眼光看十月革命以来苏俄的历史进程,那么一定会聚焦于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因为经济的眼光对于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最为敏感。然而,仅仅聚焦于某一个时间段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现象,很难正确地认识它和说明它。列宁将新经济政策和十月革命以来的苏俄历史进程置于政治的视野下审视和研究,他看到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社会政治活动的领导权和控制权,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可怕;相反,无产阶级及其国家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发展生产力和增强国力,推进无产阶级的事业。由于在政治的视野下看苏俄的历史进程,他看到俄共(布)和无产阶级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看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苏俄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以及赢得了和平喘息时机;看到苏俄建立红军、军民浴血奋战、赶走了外国武装干涉者,平息了国内的敌对势力叛乱;看到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在以前时期革命进程持续延伸基础上的休整和调整,是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进程的“极高的高度”上进行的政策调整和力量调整。由于他在政治的视野下看苏俄的历史进程,他看到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刻性和历史地位已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和1871年巴黎人民的革命斗争。对苏俄新经济政策和对苏俄的历史进程产生上述正确的、无比深刻的认识,只有在政治的视野下才能做到。如前所述,列宁在看新经济政策时,不是仅仅看新经济政策本身,而是将其与此前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斗争实践及成果联系在一起审视;在看苏俄的历史进程时,他将其与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的重大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审视。正由于此,他才能提出正确的、科学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结论。

  从列宁提出的俄共(布)以及无产阶级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看,他力图由政治活动或政治行动入手,解决经济困难问题。苏俄在国内战争结束并转向实施新经济政策时,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解决经济困难问题时,列宁并未仅仅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而是选择以政治行动为手段来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他提出的下一阶段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内容是:正确地认识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的形势,增强克服危险的勇气和发展事业的力量;正确地、切实地确定自己的任务,尤其是要正确地进行“战略退却”,把握好退却的尺度和“停止退却”的时机;做好经济工作,为建设并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正确地调配工人阶级的力量,恢复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且有力地巩固工农联盟。这些工作都具有政治活动或政治行动的性质。列宁力图以这些工作为手段来解决苏俄的经济困难。以政治行动为手段来解决经济困难,要求俄共(布)各级组织以及全体党员具有政治领悟力,即要求他们能够及时地、正确地领会列宁和党中央关于开展工作的内容和精神。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列宁要求各级“政治教育委员会”认真开展工作,向党的各级领导者和全体党员进行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战略退却”等内容的教育,使人们对这些问题有深刻的领会和理解。仅仅有政治领悟力还不够,还需要党的各级领导者和全体党员具有不折不扣、雷厉风行地执行中央政策的政治作风。在这方面列宁和俄共(布)也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列宁把当时的错误思潮划分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潮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思潮,认为前者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第二国际右翼、第二半国际为代表,后者以俄国的“工人反对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为代表;认为前者的错误在于否定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尤其是否定在俄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后者的错误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主张无政府主义,妨碍和损害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在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些派别叫喊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诅咒新经济政策必然导致俄共(布)的事业走向失败,这说明他们以“新形式”重犯了“旧错误”。列宁的这些深刻的、有见地的认识和看法,体现了他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列宁对右倾思潮关于“布尔什维克走回头路”、“回到了资本主义”、它们的事业“完蛋了”的论调的回应和批评,对左翼思潮关于俄共(布)“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论调的回应和批评,则显示出他犀利的政治判断力。

  列宁以政治的视野看俄共(布)事业所处的发展“高度”并确定党的事业继续发展的路线和方针的思想,对当前的实践具有启示意义。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面临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看清国际国内的形势、勇于担当艰巨的任务,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切实做到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提高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为此,习近平进行了重要阐述。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2020年12月,他再次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同时,他要求全党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认清形势,担当任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习近平的有关论述与列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习近平根据新时代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学习、研究和掌握上述列宁的思想,对于学习和掌握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党开展政治建设的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列宁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有关思想,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国际和国内否定和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思潮不少。有历史虚无主义、“全盘西化”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威胁论”等。这些错误思潮对党的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成为党的事业进程中的障碍,必须对其进行抵制和批判。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诋毁和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习近平的重要论述有力地回应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潮,给理论战线工作者正确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近几年,中国理论界根据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精神,大力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大力宣扬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大力宣扬党的初心和使命,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切实巩固了党的思想阵地。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08-31 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