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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聪聪: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适应性变革与政治走向

 

一、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概念与类型

卢克·马奇等学者较早对“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进行了经典性界定, 作为激进左翼政治的代表, 它们首先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经济结构及其价值观和实践 (反对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和消费主义等) ;其次, 它们倡导通过对现存政治精英的资源再分配来实现一个替代性的经济和权力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 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相比,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显著特征是, 更加强烈地批判市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旨在通过对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行激进的、系统性和根本性的变革, 以及社会资源与财富的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正义, 并最终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学界通常将定位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的左侧的政党划为激进左翼政党, 如共产党、共产党的后继党、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等。虽然同属一个政党家族, 有着较为一致性的政策诉求和政治价值观, 但各国激进左翼政党之间在某些政策领域也存在着显著区别。据此, 很多学者对激进左翼政党进行了类别的划分。在《共产党和后共产党》一书中, 乌韦·巴赫斯和帕特里克·莫罗将激进左翼政党分为三类:一是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二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模式的“改革”了的共产党;三是在传统经济关切基础上补充了“新左翼”议题的“红绿”政党。卢克·马奇则将激进左翼政党分为四类: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民粹社会主义政党, 以及社会民粹主义政党。

对激进左翼政党的类别划分, 主要源于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分野与苏联东欧剧变后各国共产党不同转型路径的考察。总体而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欧洲共产党的政党转型与变革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进行政党微调;二是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进行显著的组织和纲领变革, 转型成为社会民主党、绿党或其他类型的左翼政党。卢克·马奇和卡斯·穆德则进行了更加具体的分析, 他们指出, 除了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政党, 如希腊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以外;一部分共产党转型成为社会民主党, 如意大利共产党、东欧各国共产党;一部分政党停止作为独立政党的存在, 转型成为“新政党”的一部分, 如荷兰共产党加入“绿色左翼”;而另外一部分共产党则转型成为民主左翼政党, 如芬兰的左翼联盟、德国左翼党等。

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考虑到政党起源与政党意识形态特征, 特别是当前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发展现状, 笔者认为激进左翼政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传统的共产党, 如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二是共产党的后继党 (民主左翼政党) , 如德国左翼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芬兰左翼联盟、瑞典左翼党、捷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等;三是政党联盟或新成立的“新左翼”政党, 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联合左翼、法国左翼党、西班牙“我们可以”、葡萄牙左翼联盟、丹麦红绿联盟、荷兰社会党、捷克左翼党等;四是具有强烈“新政治”关切的“红绿”政党, 典型代表是北欧激进左翼政党, 如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冰岛左翼绿色运动等。

二、苏东剧变后激进左翼政党的适应性变革

纵观苏东剧变后近三十年的发展,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应对国内外环境的适应性变革时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尤其表现在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与“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之间的差异上, 前者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坚持经典的激进左翼政治话语;后者对“新政治”或“新左翼”话语更加开放, 其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中更多地吸纳了环境主义、女性主义与和平主义等“新政治”元素。为更好地对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变革与转型做出整体性阐释, 笔者参照劳尔·戈麦斯和劳拉·莫拉莱斯等人的研究思路, 以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和“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两类政党展开分析。

() 传统激进左翼政党的适应性调整与政党变革

第一, 组织结构的调整与民主集中制的革新。作为共产党的传统组织模式, 民主集中制的初衷是为了将底层民意传递到国家政党的机构, 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来规范权力的运行, 但在实际发展中, 这一组织结构在很多共产党内部都演变为自上而下的层级关系。党的领导集体控制了主要政党机构的选举, 如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与政治委员会等, 党内派系被禁止, 表达渠道阻塞, 党员的声音无法被倾听。苏联东欧剧变后, 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变革战略, 依然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 对僵化、官僚主义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细微调整。而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组织结构的民主化改革方面更加彻底。例如, 法国共产党在1994年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正式放弃民主集中制, 充分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 允许基层党员和公众参与代表大会文件, 以及其他重要决策的讨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党章中, 也强调反对组织关系的层级制, 党机构的内部关系必须以自由和民主为导向, 鼓励并支持党内建立独立的协会、活动小组等, 每个党员都有权利参与活动与讨论, 为政策决策提供建议。

第二, 共产党名称的保留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面对苏东剧变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和政治压力, 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政党并没有选择改旗易帜, 而是继续选择共产党的政治定位, 继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指南。例如, 1990年的第十三届特别代表大会上, 葡萄牙共产党强调苏联和东欧的“错误”和“失误”, 并没有损害到正义的价值性和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曾经最忠诚于莫斯科、“正统”共产党的代表, 希腊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 出现党内分裂, 但最终顽固派战胜年轻一代的改革派, 以鸵鸟般的心态应对改革。在此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以及十九大上, 希腊共产党虽然对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了革新与调整, 但从未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例如, 十九大最新修订的党纲指出, 希腊共产党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 希腊共产党的战略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 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希腊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世界观”。为了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 法国共产党罗伯特·余领导法共进行重大革新, 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 但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历保持距离, 并创新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另一方面, 深化党内的民主化改革, 批评前苏联对个人主义、人权的忽视。整体而言, 大部分传统的激进左翼政党继续将自己定位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 意识形态的调整相对较小,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和话语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 向“新左翼”方向的转型并不明显。

() “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的适应性调整与政党变革

1989年时代, 大部分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指导思想地位, 放弃了“共产党”的名称和民主集中制原则, 对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重大革新, 但依然保留在激进左翼政治的范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民主集中制的废除与组织结构的民主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 “新左翼”的激进左翼政党组织革新的主要方向, 就是改革传统的精英主义、层级制以及封闭式的组织结构, 向更加开放、更加民主化的组织方式转化。一方面, 以基层民主取代民主集中制, 简化入党程序, 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与民主参与, 实现组织结构的民主化。例如, 德国左翼党允许党内建立各种类型的“论坛” (Platform) , 如著名的“共产主义论坛”、“马克思主义论坛”, 这些论坛还被允许派代表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另一方面, 对领导集体的选拨、任期、性别结构等进行限制。例如, 为了防止领导层的权力垄断和长期任职, 芬兰左翼联盟在90年代初的成立大会上就通过决议, 规定党的委员会及秘书最长只能担任两个三年的任期。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努力抹去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形象, 规定任职党员65岁必须退休。为了改变之前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形象定位, 很多激进左翼政党更加强调男性和女性的平等权利, 以确保女性在党内的平等地位。例如, 瑞典左翼党就宣称是女性主义政党, 女性在该党的领导机构中具有较高的比重。新芬党规定, 党的领导机构中女性要占三分之一, 该党还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成立了妇女部门, 每一个地区的机构中都设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妇女论坛。

此外, “新左翼”的激进左翼政党还积极参与欧盟层面的跨国活动, 强化激进左翼政党的国际合作与联系。欧洲议会的“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邦党团”与欧洲政党——“欧洲左翼党”, 是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在欧洲层面实现跨国主义合作、整合欧洲左翼力量最重要的形式。199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 代表激进左翼政党的两个议会党团——“左翼联合党团” (T he L eft Unity Group) 和“欧洲联合左翼党团” (T he European Unita r ian L eft) 合并为“欧洲联合左翼联邦党团” (T he Con federa l Group of the European United Left, GUE) 。随着北欧国际加入欧盟, 该党团于1995年更名为“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邦党团”。目前, 左翼党团有来自14个欧盟国家的52名议员组成。在一些亲欧洲主义核心政党, 如德国左翼党、希腊左翼运动生态联盟 (激进左翼联盟的前身) 、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左翼联盟等推动下, 激进左翼政党的跨国政党——“欧洲左翼党” (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2004年成立。“欧洲左翼党”将自己定位于“一支替代性的、激进的、环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左翼政党”。目前, “欧洲左翼党”共有27个全职成员党, 以及11个观察员。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荷兰社会党、爱尔兰的新芬党、部分北欧激进左翼政党由于种种原因未加入。激进左翼政党的欧洲议会党团和欧洲政党协调欧洲层面各国政党的共同行动, 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欧洲激进左翼力量。

第二, 政治意识形态的调整与更新。与传统激进左翼政党不同, “新左翼”政党基本上都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 普遍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去激进化和“民主社会主义化”进程。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成为很多“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意识形态的战略选择。例如, 法国左翼党在党纲中指出, “生态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更新”, “生态社会主义, 是摆脱了生产主义逻辑的社会主义与激烈反资本主义生态学的爆炸性混合”。通常而言, 激进左翼政党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中的“新自由主义”倾向, 更加认同社民党所摈弃的传统的政策议程。当然, 这一“民主社会主义”战略, 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或等同于社民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对环境主义、女性主义、和平主义和反种族主义, 以及议会外斗争的强调, 都超越了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早在20世纪6 070年代, 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与挪威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开始将社会正义、福利国家等传统政治与环境政治、女性主义等“新政治”相结合。到90年代, 北欧的瑞典左翼党、芬兰左翼联盟等政党也将“绿色左翼”作为政党现代化革新与转型的重要方向。西欧、南欧的“新左翼”政党, 如德国左翼党、荷兰社会党、西班牙联合左翼、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在不同程度上吸纳了“新政治”元素, 实现了政党意识形态的革新。总体而言, “新左翼”激进左翼政党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的愿景, 将左翼激进的锋芒隐藏于反新自由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保护伞之下, 较少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口号宣传, 以及关于未来社会主义无休止的争论, 更加集中于短期、务实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三, 选举政治层面的革新。为了更好地恢复在国内政坛中的合法性, 增强政治影响力与扩大选民基础, 很多政党修改了政党名称, 将“共产党”更名为“左翼党”或“左翼联盟”等, 如瑞典左翼党、芬兰左翼联盟、德国民社党 (左翼党) 。同时, “新左翼”激进左翼政治的制定了更加灵活性的选举战略, 充分利用新兴媒体、专业化的选举手段与激进左翼特色议题进行选举动员, 并努力打造更加务实、具有媒体影响力的魅力型政党领导人。在竞选议题设置方面, “新左翼”政党制定了更加多元化、更切实际的、以选票为导向的政策议程, 除激进左翼核心的经济与社会关切外, 还增加了诸如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移民等新议题。此外, 大部分“新左翼”政党都修正了反对派的定位, 强调议会民主的重要性, 对进入政府执政持开放态度, 并将参与政府视为实现左翼政治与扩展政治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联盟战略方面, “新左翼”政党也更加开放, 一般而言, 它们选择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少数派政府, 或者与社民党、绿党组成左翼联盟政府。

三、当前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走向

米歇尔·沃勒认为, 欧洲各国共产党消解政治危机, 进行“现代化”改革的不同模式, 源于历史变革遗产与国内政治条件的差异。政党历史与起源、政党意识形态、政党领导层, 以及国内政治体制等, 都是制约和影响激进左翼政党变革与转型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欧洲社会主义”虽然已短命而告终, 但作为一种政党变革和现代化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欧共产党非常宝贵、有意义的政治遗产, 也是90年代政党战略性变革的前奏。对苏联模式的远离, 对日益凸显的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等新议题的关注, 使得西欧一些共产党在90年代的变革中更容易采取革新性的战略。另一方面, 占主导地位的领导精英和党内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党的政治走向, 由顽固派主导的希腊共产党和由革新派领导的希腊左翼运动生态联盟就是明显的例证。当然, 与中东欧“前共产党”向社民党转型的趋势不同, 由于西欧大部分国家政党体系中都存在着政治实力较强的社民党, 西欧共产党如彻底放弃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 转型成为社民党, 意味着政治自杀, 也会流失大部分选民。就此而言, 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竞争模式、社民党与绿党的政治实力, 以及共产党自身的选举与组织强弱,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党转型的可能性, 甚至是转型战略的结果。

经过近三十年的政党转型与政治革新,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逐渐消除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在很多国家重新崛起, 成为国内政坛不可忽视的一支左翼政治力量。特别是在欧洲社会民主党采取中间化政策立场与整体“右转”的背景下, 激进左翼政党“填补”了社民党留下的意识形态空白, 继续捍卫工人阶级与中下层民众的利益, 并强调社会正义、团结与民主的价值观, 试图探索超越当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例如, 齐普拉斯领导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赢得国内大选并组阁, 成为新世纪以来欧洲第一个由激进左翼政党所主导的政府。但各国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实力并不均衡, 北欧激进左翼政党以及西欧的一些激进左翼政党, 如德国左翼党、葡萄牙共产党、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荷兰社会党、西班牙联合左翼党、捷克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等逐渐在国内政治舞台站稳脚跟, 甚至进入政府执政, 而另外一些激进左翼政党, 如奥地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却经历着持续的衰落。东欧共产党的后继党, 如保加利亚左翼党、罗马尼亚左翼党在国内基本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

20世纪9 0年代以来,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结果看,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丹麦红绿联盟、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芬兰左翼联盟、瑞典左翼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芬兰左翼联盟、卢森堡左翼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选举支持率相对稳定, 这些政党20 0 0年以后的平均得票率与90年代相比, 变化较小。2000年以后, 选举支持率明显上升的政党, 包括捷克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共产党、德国左翼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冰岛左翼绿色运动、葡萄牙左翼联盟、拉脱维亚和谐中心, 以及荷兰社会党等 (1) 。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 近十年选举支持率急剧下降的政党, 主要是法国共产党、西班牙联合左翼, 以及意大利重建共等。其中, 法国共产党在20 0220 07年的得票率均不到5%。特别是意大利重建共, 即使在20 082013年加入选举联盟, 也没能挽回选举支持下降的颓势, 2008年之后未能进入议会。希腊共产党与葡萄牙共产党的支持率相对稳定, 最近几次选举的得票率维持在7-8%之间。就地域而言, 北欧激进左翼政党拥有相对较高与稳定的选举结果和议会实力。

目前, 欧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阵痛和多重危机的困扰。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难民危机、经济危机等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特别是欧盟的紧缩政策导致很多国家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的减少, 普通民众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相对而言,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面临较为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在反欧盟、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金融资本主义的运动中, 具有较大的动员潜力。当然, 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激进左翼政党的现实影响力, 至少从短期来看, 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都很难超越社会民主党成为主流政党。第一, 从欧洲层面来看, 虽然欧洲左翼党家族和其他政党家族一样, 建立起欧洲议会党团和欧洲层面的跨国政党, 但这些跨国合作联盟并没有真正改变激进左翼政党“马赛克”的格局, 派系林立与激进左翼政党之间严重的政策分歧, 导致欧洲层面激进左翼政党的分裂以及统一行动能力的缺乏。除了政策分歧, “欧洲左翼党”的不团结也表现在各国激进左翼政党对参与跨国政党有着不同的倾向重点和热情。另一方面, “欧洲左翼党”在战略目标上, 倾向于“扩宽”而非“加深”, 也就是说, 它试图尽可能多地吸纳成员党, 甚至不惜以牺牲政策制定的连贯性与快速的政策整合为代价。第二, 从国内层面看, 很多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难以提出被广大民众所认同和接受的现实政策方案。一些定位于反对派的激进左翼政党, 更善于批判当前社会或者执政党的方案, 而建设能力不足, 缺乏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方案和设想。特别是很多激进左翼政党从选举实力看是非常虚弱的, 它们的政策倡议的可行性往往遭到质疑。而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执政或参与政府的经历也表明, 大部分政党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影响政府政策制定。

四、结论

正如西欧社民党的竞选表现和它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更新, 实际上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一样,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政治表现与意识形态更新之间, 也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北欧地区“新左翼”政党以投票为导向的战略调整, 以及“红色”与“绿色”相结合的政治与政策取得较为显著效果, 芬兰左翼联盟、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等为代表政党, 不仅拥有稳定的议会席位, 甚至还到达政治权力的顶峰, 进入全国政府执政。西欧、东欧激进左翼政党的情况较为复杂, 很难界定缘起于20世纪末期的意识形态的重新调整与选举结果的相关性。一方面, 选择兼容“新左翼”议题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身份定位的政党, 如德国左翼党、葡萄牙左翼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荷兰社会党逐渐在国内政治舞台站稳脚跟, 拥有稳定和持续性的选举支持与议会席位。而东欧地区共产党的后继党, 如匈牙利工人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联盟党、保加利亚左翼党、爱沙尼亚联合左翼党、捷克民社党, 西欧的奥地利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瑞士劳动党、法国左翼党等政党, 虽然也出台了多元化的、包含后物质主义议题的纲领政策, 但却没有能够突破选举困境, 改变在国内的边缘化地位。另一方面, 一些固守社会主义传统、具有较少政治革新的共产党, 如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捷克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共产党, 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选举支持。与此同时, 法国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却经历着持续的衰落, 2007年大选, 法共只获得4.3%的选票, 陷入持续的生存危机。

影响政党竞选表现和选举结果的因素是多重的, 如特定的政治机会环境、候选人等, 意识形态或政策定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治革新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也是多维度的, 而选举结果只是衡量变革效果的一个维度, 虽然有时候是最重要的一个维度。相对成功的激进左翼政党, 如北欧“新左翼”政党, 以及德国左翼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西欧“新左翼”政党, 通常是根据国情与时代发展而采取相应意识形态革新和战略调整的政党, 而非机械地照搬理论蓝图、固步自封的政党。它们展现出较强的选举政治实力和政治联盟潜力, 日益巩固了在国内政坛中的地位, 也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国内的社会民主党。强调后物质主义关切的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以及强调反精英动员的民粹主义, 已成为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增加后共产主义认同与可信度的最为有利的方式。而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未来发展, 依然主要靠提出令人信服的、为大众所接受的、前瞻性的政策。

(注释略)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

发布时间:2018-04-05 08:5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