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平
 
一、遭遇后现代: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语境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徘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认的一个事实,在当代反转为对自身存在的自指。在西方学者视野中,随着前苏东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败,马克思主义再一次失去现实性而变回某种“幽灵。然而,对“幽灵意象的各种贬损不仅没有导致“历史的终结”,相反却引发了全球学者在更深层次上的哲学反思。近年来,学者们惊异地发现:生长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早中期的马克思,其思想蕴涵着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视界。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理论及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对否定性辩证法的钟爱,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解构之间有着历史向度上的一致性。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正在新全球化语境中遭遇后现代,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事件。探寻马克思的后现代观念,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世界公认的几位以后现代眼光来解读马克思的学者( 德里达、丹尼尔贝尔、吉登斯、詹姆逊和哈贝马斯),发现了解构哲学、新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公共领域与后工业文明等与马克思的“后现代意蕴的高度一致性。其中,法国思想怪杰德里达堪称是后现代理论谱系中最为纯正的哲学家之一,无论是从文本解构的切入方式,还是对文字拆解和随意比附游戏的病态痴迷,或对传统叙事的边缘性炸裂,都显现出他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独特风格与魅力。如果说,在《写作与延异》、《哲学《论文字学》的边缘》等著作中,人们还只能从他对马克思的零星评价与解读中揣摩德里达乃至整个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的某些关联, 那么, 正是他的近著《马克思的幽灵  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 何一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8 月版) 则将后现代话语与视野叠加在马克思这一“幽灵意象上,使马克思全面遭遇后现代思潮的解读与对话的冲击。“在电脑化世界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与后现代主义对抗。在欧洲和美洲的时区中激进思想无法取得进展,除非它一方面被后现代主义滋养, 另一方面又征服后现代主义。[1 ] 这表明: 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生命力就在于她能够基于时代而不断倾听当代哲学的叙事话语,与之作新的对话。这一对话的主线,正是交往实践观与后现代哲学的核心框架—  主体际观的关系。这是奠基于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这一时代底板之上进行的关于时代本性的对话。
“幽灵意象解读是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的又一次成功运作,它体现了一种特殊而又纯正的后现代视野。它同样是对后现代幽灵的召唤。众所周知,作为多元文化精神的后现代主义(包括后结构主义、后尼采主义、后哲学文化、批判的解释学、后资本主义、后殖民文化批判等等),其主要思绪是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批判,对后工业社会、新全球化时代若干深层问题作理论探索,并在探索中成为这一时代的精神象征之一。如果说后现代哲学尚未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它至少是这一时代精神的前卫性表征。它提出了时代的前卫性问题,表达了时代困惑与感情,用时代的前卫性方式思考与操作,它切入的领域也惊人地广泛与具有前卫性: 主要包括文本解读、哲学、人类学、历史谱系学、政治学、经济学、精神病学、性、美学、艺术、建筑学、档案学, 等等。尽管后现代主义反对“哲学帝国主义或“大写的哲学”,但是后现代哲学依然是其整个后现代思潮的核心观念。它渗透在多元视野中: 如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 启蒙精神的批判,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科学哲学、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利奥塔德的后现代论,罗蒂的后实用主义,哈桑的后现代转折论,福柯与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詹姆逊、塞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罗伯逊的多元全球化理论,大卫格里芬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甚至渗透在自称要捍卫“现代性的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及其交往合理性理论之中。作为当代前卫性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发端于50 —60 年代, 在70 -80 年代借助于大众转播媒介而充斥于全球,并逐渐形成一种令世人瞩目的文化现象。90 年代经过泛化而逐渐式微,向新的哲学过渡。
从总体上说,以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首先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消解和批判意识,是对现代主义启蒙理性的解构试验。近代以来,启蒙理性一直是充当“新教伦理和“合理性” 等现代化精神之本。正如我多次指出的,一向被后现代哲学斥责为“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启蒙精神,从实践结构观层面上来看,就是以单一主体性为基本特征、以“主体一客体两极框架为中轴的实践结构观。这一实践观排斥了主体际关系, 从而具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偏狭实践运行机制和单一实践动力等四大缺陷。
与此相应,在德里达看来,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僵化教条式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精神的泛化,它必然导致了以下几方面的谬误:其一,单一主体性必然要求对马克思话语解释形成某种专断权,从而形成一个前后连续、一以贯之的所谓“正统。“谁在问话? 谁在与幽灵说话?”———显然,是一个大写的、专断的话语主体, 它坚决排斥异己,排斥其他主体对马克思作重新解释的权利。其二,单一视野、普适性强制必然要求对马克思的“幽灵作唯一解释,从而导致教条、封闭、僵化。其三,以正统自居、自封“唯一正确解释的苏联式教条一旦失败,就反过来被同样具有现代主义单一视野的人( 如福山) 视为“彻底失败”,进而宣布“历史的终结。这当然为主张多元化、差异化观的德里达所不能同意。此外, 卢卡奇、葛兰西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学者持现代文化批判观,往往在反对对马克思作自然客体本体论理解的同时强调单一的“主体客体模式,因而必然被主张多元化主体思维的后现代哲学所解构与超越。
后现代思潮的基本框架与中心视界是差异的主体际观,因而是对现代主义实践结构观的解构。当然,要科学判定与深入理解这一点,曾经是一个重大难题。这部分是由于如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哲学那无定型的流浪者思维特征,部分是由于后现代哲学家所持的见解各异,当然还因为各种后现代哲学仍然在“延异中。后现代主义之“后思”,表征着一种历史的延异观  与现代主义的差异,及其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的断裂。后现代哲学象一帖消解剂,专门用来消解现代主义,而它本身显现出是一个巨大的虚无或无定型。“幽灵意象就是这样一个铭写: 她既不是存在( 在场),也不是不在场,而是一种开放的廷异的状态, 一种多元化的撒播。其实,后现代哲学有着或隐或显的哲学向度,即差异的主体际。主体际思维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世纪之交,马克思正在被这一后现代视野重新解读。
二、新“后学的马克思:解构解读的实验
“幽灵出场,幽灵退场,幽灵再出场”  德里达关于幽灵“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的辩证论述, 正是对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返本开新的一种方式。在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遭遇挫折的当代, 德里达为马克思的幽灵存在的辩护并不是回到传统的马克思,而是要用解构哲学重新解读、深入挖掘马克思作为新后学的向度,建立一种解构哲学视野的马克思主义。
的确,在马克思的本文中包涵着大量的令后现代主义者感兴趣的成分。比如说,马克思对启蒙理性及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否定性辩证法及后资本主义的推崇,对历史意识的弘扬,内在开放性的张力, 从后思索的解读方法,等等,都具有某种后现代意蕴。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是一位高超的解构专家:早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构,中期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社会存在的解构,都具有经典性意义。对资本主义颠覆性策略都是通过解构性实验来实现与完成的。在德里达视野中,马克思就是一位新后学的思想源泉,即幽灵式的文本,或文本状态的幽灵。“回到马克思就是回到一种复活的思路。
德里达沿着一种“幽灵学”(hauntology) ,一种“幽灵的科学”,一种需要不断“通过招魂而返回复活的科学思路来描绘马克思的遗产。的确,马克思的“幽灵学遗产是足够丰富的:在《共产党宣言》中,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神圣家族》、《波拿巴政变记》和《资本论》中,马克思都曾经一再对各种“幽灵、“梦魔、“亡灵、“怪影和商品拜物教的“美丽的灵魂作出过许多深刻分析。如果说马克思的文本只提供了幽灵之源,那么,幽灵意象的多元化存在就是当代解构性解读之对象。这是一个将解构意图用来对马克思形象的后现代叠加。
首先,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作为“幽灵学的对象,是一种文本性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幽灵是一种文本性状态。“文本之外无它物”,而马克思的文本又是幽灵显现的状态。然而,“它要比人们轻率地称做活生生的在场的东西更为真实”, 更具有超越性,因而能够超越当时的现实而指向当代,具有在当代被重新唤起、招魂的可能性。“ 德里达借助于《共产党宣言》这一经典文本阐述了这一幽灵的思想资源性与后现代、尤其是解构主义的一致性。如我们重新阅读其关于“断裂与重构的影响的考虑、关于“政治正在全球化的方式” 的说明、对“在最有创见的思想潮流中技术和传媒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等等,“就会觉得他们的教训今天显得尤为紧迫。他因此大声宣布:“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不能没有马哲学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 2 ]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3 ]”在这一文本上,后现代才能够叠加解构主义。
其次,反对对马克思的幽灵作一元化的解读, 主张作多元化的解读。在德里达看来,以前苏联东欧的教条式理解的马克思意象将幽灵单一化、绝对化,这是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的误读。消解现代主义思维,那么单一主体、唯一本文的马克思被必然消解,而要作多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这将是我们不止一种,而且它们都是异质的。[ 4 ]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 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5 ]”解构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的主体际的前提即多极主体,从而是差异性、多元化。这是一个核心特征。如前所说,自启蒙哲学以来的现代主义在批判、反对神的统治过程中,建立了大写的“人或“理性” 的哲学,其实践观乃至哲学观上的基本特征即单一大写的主体性模式。当然,这就必然要排斥具有差异性的“他者或多元主体存在。反之,后现代不但要否定作为神的唯一者、而且要否定作为自启蒙时代以来就被弘扬、已成为现代性的两大基石———大写、抽象的“人”, 以及“理性”( 逻格斯),崇尚多元化。从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什么都行到罗蒂的多元主体对话观、从哈贝马斯的主体际交往理论到福柯的多元视野的知识考古学, 无一不是强调多极化主体。它们在否定现代哲学中导致主体的差异化、世俗化和多元化。因此,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幽灵们是一种多元化、多重化的存在,每一个存在间都是由特定的传统历史规定的,因此,某一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崩溃或“瓦解并不必然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更不是如福山所言的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在他看来,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幽灵,作为马克思的继承人,或作为马克思的幽灵政治学和谱系学中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反之,围剿行动与结成的神圣同盟只能使这一多元化的幽灵精神以不在场、不可见形式再次复活或显形,哀悼即招魂。因此,幽灵, 多元化的幽灵无处不在。再次,没有先验、大一统的马克思,反对元叙事和宏大叙事,主张无底板的差异化主体间关系。在反对现代哲学的“主体客体模式时,后现代哲学反对所谓“基础主义”,主要是客体之底板。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中,客体底板是构成唯一性、绝对化和排他性的主要原因。因此是必须被解构的对象。而消解客体底板之后的多元化主体,则是在毫无基础的地平线上展开对话,因而,这一对话不必追求真理,甚至难以达成某种共识;即是说, 对话结构中没有“主体-客体关系向度,而只有“主体际关系向度。为此,德里达认为,“如果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如此这般地重视幽灵的逻辑,那是因为它将我们引向了这种与有效性或现实性相区别或是相对立的逻辑。[6] 差异性、多元化取代”了宏大叙事,无处不在而又并不真实存在的幽灵意象取代了一种基础、本质的先天存在,幽灵意象在历史中差异地存在、播撒,每一个幽灵都可能独立自处,而并非与幽灵“本质相关。其四,由于没有底板,没有绝对基础,因而就没有等级化、封闭化的马克思,系统是在幽灵本文的炸裂中开放地存在的。幽灵们都是平等的。德里达认为:福山只有把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与对马克思的理解绝对化才会宣告历史的终结。其实不然:“马克思的传统??是开放的,它应当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将不得不以变化来表示其基本特征,而不是源自与正统的国家机器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7]
其五,后现代哲学由此而走向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因为主体际关系没有底板性,没有规约, 也就没有真理性,因而对话就可以在差异性的、相对主义的语境中漂浮。因此,除了个别后现代哲学代表人物如大卫格里芬仍在坚持整体论的观念而外,其余的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等等,都强调不确定性,符号的流动性。同样,在德里达的笔下,马克思的幽灵们间是飘泊不定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幽灵们使历史与现实空间的界限模糊了,历史成为一种差异和断裂,而存在空间又成为一种历史期待。因而,解构理论尽管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但“这种解构理论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不是非马克思主义”[8] ,而就是一种“精神的复制品而已,本身是不可明确的。
总之,在德里达那里,“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就被转换为“解构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借助于解构式阅读而被赋予后现代形式。这一解读既是对传统苏联式僵化教条理解的炸裂和解构,并激发出新的思想活力;更是对马克思的后现代叠加和重塑。
三、超越后现代: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德里达致力于解构向度的马克思一如现象学的马克思、弗洛伊德的马克思等等一样,是一种幽灵镜像行为。这使我们面对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如何科学分析与把握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三者的关系,从而在时代的地平线上达到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将马克思与现代性完全割裂本身就是一种后现代行为;重建当代视野的马克思,仅仅靠指出马克思文本中蕴涵着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视界这一方面是不够的。将马克思解读为一个纯正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更为谬误。正如我曾一再指出的:马克思始终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我们要既注意“革命的、辩证的”后学”考察马克思“批判的、“ “ 向度,借以打破仅仅将其理解为现代性话语的教条;但更要重视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后学的理论张力----具有与后现代主义对话并加以超越的本性和能力。其关键是在批判地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重建现代性,克服两者的缺陷, 保留其一切不受反驳的合理性成分,进而发展出崭新的哲学范式  交往实践观。
首先,交往实践观汲取了后现代主体际思维的一切历史成就,如超越单一主体性的多极主体性和主体际关系,主体际相关律,及其对话和商谈的合理性,等等。这一切,都是当代生活世界的特质,也是当代哲学所共有的视界,更应当成为解读当代马克思的基本视界。在交往实践观看来,既因为马克思主义自身独有的开放性品格,更由于实践与解释语境的差异,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思想的自我理解、解释和生活实践呈现多样性、差异化、多元化,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在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分化和多元演进几乎是自然、社会、思想领域事物发展的一种常态形式,更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创新发展的形式。邓小平理论就是当代中国化、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与中国特色。因此,福山等人将前苏联的僵化理解当作是唯一的解释、进而将其失败看作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终结的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交往实践观之超越现代与后现代哲学的,又在于她的基本哲学逻辑是“主客“、主— 主两重框架辩证的统一体。她既包含了现代哲学的“主客关系,榨取了这一哲学中一切不受反驳的合理成分,对科学理性精神作了有效的辩护;又超越了这一哲学构架的单一主体性缺陷,将主体际关系引入了哲学框架。同样,它既包含了后现代哲学主体际关系,汲取了它一切合理成分, 同时对其否定客体底板的相对主义作了积极的扬弃。交往实践观的“主客主结构是对上述两种哲学框架辩证扬弃而又合理统一的完型。应当着重从实践观的本性、结构、特征,及其在社会存在的各个领域来全面阐述这一对立和超越,进而说明交柱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与当代西方哲学展开积极对话并卓有成效的哲学观念。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就交往实践观对于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的关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理性观作一些说明,以进一步展示交往实践观的新特质。
交往实践观的新理性较之于单一“主体一客体框架的旧理性而言是一次更为深刻的变革。首先,理性主体从单一性走向多极性。在近代哲学中,大写的、抽象的“人是一种启蒙文化的幽灵,始终是理性的当然代表。作为主体,“我思、“自我意识与“主体之思或“人之思是意义等值的。任何以人类名义阐发的观念都将从主体的抽象性走向理性的绝对化。反之,交往理性则是建立在多极主体基础之上的理性,理性的合法性取决于主体际间交往、对话、互动和协调。
其次,这一新理性,因而决不是脱离交往共同体的语境而永恒的。相反,是依据交往实践共同体的公共整合的结果。每一个理性都相对于交往共同体而言。理性随着交往共同体的变化而转换。交往共同体的边界即理性的边界:交往的结构创造理性意义的结构; 理性的合法性基于交往结构的主导力量或统治力量; 理性对现实的批判从来就是交往结构变革的工具,因而决不可能是超历史、超越共同体发展需要的。因此,交往理性是历史理性和交往实践语境的理性,具有依赖于交往情境的相对性,即“场依存性。它因而与近代哲学的绝对理性和大一统元叙事理性相区别。同时,作为交往理性,在交往实践共同体相对确定的前提下具有绝对性和合法性,成为构建交往共同体的规范,指导和评判交柱共同体各成员行动的意义标准。因而它的理性规范具有确定性、可解释性及其辩护性,与后现代哲学非理性的相对主义直接对立。
最后,交往实践理性观甚至与哈贝马斯的在交往行动之先就设定的“先验的交往合理性观存在原则差异。它强调理性的创造性与后天性  它并不无条件地是一切交往的先验基础,而正是由活生生的交往实践的具体情景创造的,是一种真正的生活世界的新理性精神。交往理性的辩护向度与批判向度并不取决于先验的合理性,而归因于交往实践辩证法本身。因为交往实践自身就是对立统一体, 由具有差异性的多极主体构成
———他们的统一和疏离、矛盾和互动既造就交柱规范,又解构规范;既为存在辩护,又具有否定向度,这就是交往实践的辩证法。
四、重读、对话、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三种方式
　　以文本解读来对马克思思想作解构主义叠加,以马克思与德里达文本间( 主体际的文本形式) 相互碰撞、相互炸裂、相互解构而让意义在流射中显现,这是德里达的后现代学术策略和方式。因此,它启迪我们: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地平线、重建当代视野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在科学辨析德里达“幽灵学式后现代解读本位论的基础上,认真思索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自我理解、自我创新的方式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重读式,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来达到对马克思思想时代性意义的创新。这实际上是一种“返本开新式,当然首先包含了一种哲学观的变革。自“语言学转向以来,本世纪西方学界将哲学限定为一种话语方式,以语言的哲学分析和哲学批判为本位,而将一切所谓“实质性说话方式视为无意义而抛出哲学界限之外。进一步,解释学将文本作为哲学解释的底板;德里达则在“文本之外无它物的口号下,反对一切意义的形而上学和逻格斯,对文本进行意义解构试验。通过文本间碰撞、符号的流动性而炸裂固有文本结构,达到意义的自我表现,这就是他的哲学策略。同样,他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的经典文本的重读来使“马克思的幽灵再现,让历史幽灵与现实幽灵多元地相互映照,形成所谓“幽灵学式解释创新, 这就是他的后现代叠加策略。的确,任何文本都无法成为封闭其意义的终结界限;后代人“回到马克思”,以时代的视野、今日的观念对马克思文本作重新解读,实际上是以发展了的实践语境为底板,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进而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重新理解,达到创新的目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解释学的目的。在文本解读层面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创新,是马克思的当代发展的一种形式,其本性,是读者与作者多元主体间基于时代差异(历史间距) 而作出的解读式创新。对这一创新模式作出科学的哲学解释,现代主义“主体客体模式) 和德里达式的后现代主义(没有客体底板的主体际模式) 都难以做到。只有包含“主体客体主体三体结构的交往实践观才行。重读式创新,本质上需要一种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新范式。
二是对话式。《马克思幽灵》也是一本关于现实与历史、马克思与德里达、关于马克思诸理解间对话分析的成功杰作。作为思想资源,对一切当代的“思想幽灵”  当代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于一切人类文化传统) 的当代理解对建构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都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前者在总体上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无可置疑地是时代精神的表征。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时代性的,他们思考问题的视野具有时代特征,他们对问题的解答也是时代性的。他们对时代问题的思维是时代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之对话,实际上是基于时代性地平线、关于时代本性和问题的哲学对话,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与时代性思维的对话。对话是一种主体与主体、文本与文本间的行为。只有通过这一连续不断的、开放性的对话和相互诘难,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榨取对话者的思想精华,摒弃其解答中的错误,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在新世纪,随着学界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对话行为的深入开展,必然会带来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
三是反思式。对解读与对话的底板  “我们的时代问题:诸如全球化问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政治的多极化问题、战争问题、生态问题、末世学问题等等  的深切关注和反思,成为德里达讨论“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问题支援意识。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对时代本性进行反思,对时代问题进行哲学解答。这是一个理论解释的轴心。前两种创新、实际上是对时代反思的不同形式而已。因为重读式创新的关键,是解读主体借助于前理解结构的时代性,才能“发现、理解和解释文本的新意义;对话式创新,不过是关于时代本性和问题的对话,关键是对时代本性和问题的正确理解。关于对话的判决标准也只能是时代实践。只有在把握时代、变革社会的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够达到现实的理论创新,建构当代视野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和时代性,象一根红线贯穿三种创新的学术思路;作为一个共性底板,制约着创新维度。正如我一再指出的:21 世纪,人类将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深切关注与科学指认当代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的过程中,在与后现代思潮对话并作批判和超越的实践中,充分展现“交往实践观的张力, 构筑新的理论地平线。
　　
注释
[1]布莱克:《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英文本,1994 年版,第23 页。
[2][3][4][5][6][7][8]《马克思的幽灵》中文版,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1 页,第21 页,第107 页,第21 页,第90 页,第91 页,第107 页。
〔责任编辑:陈天庆〕
江苏社会科学 2001年02期

任　平,苏州大学研究生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