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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与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中国人民在充分吸取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成功探索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变革。在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中国人民在汲取苏联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日益走向繁荣富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没有走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的低潮,但中国却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快速发展进步,日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并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十月革命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列宁成功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国,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十月革命的胜利及随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1.科学把握时代的根本性质和特征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发展,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创作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和历史趋势做出了深入分析,对当时的时代本质和阶段性特征做出了科学判断。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它是“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在不同程度上阻碍技术进步和创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出现停滞和腐朽趋向,进一步表明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的内在矛盾,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替代,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上的发展很不平衡,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必然爆发,这种战争在给世界造成巨大损害的同时,也必将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与此同时,战争也唤醒了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世界革命的危机日益向纵深发展,不论这种危机要经历多么长久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而告终,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正是由于对时代本质和特征的科学把握,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2.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方面,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批判新康德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哲学思想;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最新特征,揭示帝国主义的发展现状和历史趋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制定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和建设实践,把合法斗争和暴力革命结合起来,依靠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社会制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护人民政权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组织新社会建设。另一方面,结合俄国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一国胜利论”“帝国主义论”等独创性理论。列宁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现实指出: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加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爆发的时机日益成熟;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谋求自身解放的因素日益增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所带来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由此,帝国主义战争就使得帝国主义战线很有可能在它的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而无产阶级在某一个地方,或者几个地方突破帝国主义的战线成为可能;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国家甚至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一国胜利论”等理论创新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突破了“中心开花论”和“同时革命论”,倡导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和边缘地带进行革命,这正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指出了革命前途。

3.牢牢坚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在资本主义发生重大转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运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大部分的社会民主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走向修正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因此,要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就需要建立一个具有统一纲领、统一策略、统一组织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为此,列宁进行了艰辛努力,他的《怎么办?》一书为建立新型政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做了组织上的准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做了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准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作了理论上的准备。经过努力,列宁终于建立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觉悟的部队,是精干的、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善于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它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按照统一的党章组成了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统一部队。正是在这个新型政党的领导下,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

4.始终不渝地尊重和依靠人民群众。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列宁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扩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获得本阶级千百万群众的信任;如果封闭自己而同广大群众隔绝开来,丧失或是削弱同本阶级的联系,就一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而最终陷于灭亡。在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同农民阶级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形成强大的历史合力。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依靠工农兵的团结合作实现的。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党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建立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发扬人民民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5.形成并坚决维护坚强的领导核心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革命斗争中,高度重视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强调领袖的核心作用。他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选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页。)“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以列宁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为民情怀、高超的政治智慧、巨大的创新勇气、果断的革命意志,在关键时刻做出果断决策,引领党、国家和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力图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带领国家快速发展,在苏联国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的领袖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尽管他也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

6.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和建设道路探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迅速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并通过新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开始向新的社会制度发展。在遭到国内外敌人围攻的情况下,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最后彻底打退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捍卫了苏维埃政权。之后,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等先后带领国家和人民进行各方面建设,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快速发展,探索出了一条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个昔日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尽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概括地说,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为根本依靠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条道路及其积累的重要经验,是十月革命留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遗产,指引了20世纪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成立,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解放。

二、中国先进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

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中国人已经走过了长时期的寻路之旅,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不久,先进的中国人经过认真地比较分析,迅速做出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重大选择。毛泽东就曾经这样讲道:“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1.中国人的寻路之旅及其连续失败

鸦片战争之后,在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和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没落的双重夹击下,中国日益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领世界之先的中华民族陷入了沉重灾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救亡图存的寻路历程。从鸦片战争到选择走俄国道路的80年间,中国各种政治集团和政治力量左冲右突,经历了对不同道路的探索,但最终都归于失败。

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路没有成功。这条道路渴望通过学习一些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抵御外辱的目的。但是,它并没有看到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技术,而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没落,清王朝在政治上的腐朽、经济上的落后,已经成为国家民族发展的严重阻碍,严重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单靠引入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根治沉疴,注定不能成功。

洪秀全、杨秀清等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路没有成功。太平天国起义的组织者把基督教教义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制定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方案,沿袭了王朝更替的农民起义道路,力图通过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新的农民政权来改变社会现状。但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和领导集团内部的严重分裂,这场浩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最终遭到了残酷镇压。

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洋务派之路没有成功。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核心,力图达到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王朝中兴的目的,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试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得“自强”“求富”,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甲午一战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经营了几十年的“洋务梦”。

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改良之路没有成功。维新派一面固守已经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思想意识形态,一面试图引入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方案,虽然渴望实现制度和文化的改良,但又对封建王朝心存幻想,不敢同封建制度决裂,仅仅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而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最终以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梁被迫出走海外而归于失败。

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革命道路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没有成功。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将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引入中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中国人思想中。但是,它并没有制定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没有动摇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遭到了国外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的联合镇压,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不断下滑,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归结起来,这些道路探索之所以都没有成功,主要在于它们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缺乏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没有对世界发展的大势和中国基本国情做出科学的把握,没有全面持久地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失败,中国人陷入了失望和彷徨之中。

2.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做出了迅速反应

就在中国人苦恼彷徨之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这一发生在同中国国情有极大相似之处的邻国革命,迅速引起了苦苦寻路中的中国人的高度关注。

中国人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十月革命的情况。1917117日,就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当天,中国驻俄国公使刘镜人就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回电报说:“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即布尔什维克——引者注)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次日,他又给国内发电报,报告了起义的消息:“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转引自邵维正:《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1110日,中国的相关报刊纷纷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标题,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1216日,长沙的《大公报》新闻栏目,对“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作了较详细的介绍(转引自邵维正:《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同月28日,《广东中华日报》刊载了《李宁(即列宁——引者注)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文,介绍十月革命的经过及其胜利的原因。1918年元旦,“民国日报”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转引自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4页。)

孙中山先生对十月革命的反应也是相当积极的。1918年春,他会见日本和印度记者时,明确要求承认苏俄,号召革命党人宣传十月革命。在《政治周报》第5期上,他向列宁发来贺电:“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转引自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0页。)

最能代表中国先进分子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是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年轻的先进知识分子。1918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阐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2页。)同年11月,他又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在十月革命的带动下,将来的世界必将是赤旗的世界。青年毛泽东也以极大的热情赞颂十月革命。19197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大地上“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毛泽东早期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90页。)。

3.中国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那里找到了改造中国的道路

十月革命是在经济社会非常落后的俄国发生并取得胜利的,中国的情况与俄国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封建专制制度非常顽固的国家,既然俄国革命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同样可以尝试走这样的道路。于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那里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改造中国的方向,做出了一个集体选择,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

1918年,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就号召中国人以高度的热情迎接十月革命带来的曙光:“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04页。)19191月,他在《新纪元》中再次谈到,十月革命的曙光给中国带来了光明,中国人应该按照俄国革命的道路努力工作。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也很快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夏,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提出:中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这是)现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毛泽东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赞同,认为温和改良的法子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而“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页。)。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新民学会大会上公开讲道:中国社会必须根本改造,改造的方法就是俄国革命的方法。他在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罗素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等不同道路之后明确表示:“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页。)

中国先进分子的道路选择当然不是随意的、慌不择路的结果,而是对十月革命成功经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李大钊指出:俄国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客士(即马克思——引者注)的功业”(《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3页。)青年毛泽东在综合各种信息后对十月革命胜利原因做了简明而深刻的论述:“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毛泽东早期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07-508页。)应该说,毛泽东的分析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从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广大党员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有利的客观条件、充分的主观准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列宁的领导能力等几个方面,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深层原因。

4.把十月革命的经验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实践

正因为找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中国先进分子在做出道路选择之后,就不是一般性地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仅仅进行研究和宣传,而是迅速按照十月革命的经验,把道路选择转化为实践行动。

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旗帜鲜明地信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于19196月明确提出“根本改造”的口号。1920年春天开始,在分别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商谈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拟定《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出版《共产党》月刊,联络北京、长沙、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对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和践行,突出地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创建政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后,毛泽东于1920年下半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把这种信仰付诸建党实践。他明确提出要树立起主义的大旗,让人们的行动有方向、有指望:“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7页。)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他要把先前作为一个学术团体的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主义的结合”,一个思想统一、团结战斗的先进政治团体。1921121日,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他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与此同时,他再次表明反对无政府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一开始就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发展。中共一大提出: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此后,中共多次阐述奋斗目标及其实现路径:要达到“社会的阶级区分”的“消灭”,使“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都得到“解放”;要使“私有财产制度”得以“铲除”,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达到“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达到“无阶级无国家”,无剥削无压迫;等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5166393页。)。这实际上就是依据十月革命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解放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都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坚持和创造性发展

选择走十月革命道路,只是确定了前进方向和基本原则。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国究竟怎么走,能不能走通,需要在具体实践中探索。经过艰辛曲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同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带领人民,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1.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结合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由于理论上、政治上、经验上的不足,总体上是依附共产国际发展,照搬俄国革命模式,没有能够很好地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也就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遭遇了多次失败。建党初期,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决策上听命于共产国际,行动上按照俄国革命方式,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大城市的工人运动上。中国工人阶级尽管斗争性很强但毕竟数量有限,不与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难以对抗强大的封建军阀统治,因而工人运动在经历短暂的高潮之后就遭到军阀的残酷镇压。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但是没有努力争取革命领导权,甚至在关键时期放弃了领导权,同时没有很好地支持农民运动,甚至阻挠农民运动,最后遭到失败。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教条主义地照搬俄国革命道路,不顾中国具体国情,坚持“城市中心论”,阻挠“以乡村为中心”,最后陷入失败而不得不进行长征。

正是在这种曲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929320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攻克汀州及今后行动方针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提出利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形势,在赣南、闽西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终取得闽、赣、浙三个省甚至全国政权。这个决策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态。19294月初,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强调农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做出“农村斗争是促成中国革命高潮的重要条件”的论断。不久,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页。)

19301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阐述了通过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批评了“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在全国范围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提出要确立“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并最终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正式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随后,毛泽东、朱德等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111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把土地革命推向了高潮。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此前探索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标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正是沿着这条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最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既充分吸取了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又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进行创造性发展,是十月革命道路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成果。

一方面,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对十月革命经验的继承。

另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工人阶级虽然有强烈的革命性但人数很少,虽然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但却不是主体力量;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战争,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重心长期在乡村而不是城市,必须深入农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等到时机成熟才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正如列宁突破了马克思的“中心开花论”“同时革命论”,创造性地提出“边缘突破论”“一国胜利论”并取得成功一样,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形成了“乡村中心论”的革命道路并取得成功。

2.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十月革命经验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1949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7页。)他当时就讲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来进行,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直接搞社会主义,而必须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19568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讲道: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2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般也是采取合作化的形式。”(《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0页。)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特点,毛泽东曾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继承了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经验,正如刘少奇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独创性的探索。

一方面,像十月革命和俄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的情况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推翻了旧的国家政权,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在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存在),在国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下,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在改造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同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又同俄国革命有很大的区别,紧紧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国体形式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体形式上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完全等同于苏维埃,在政党制度上采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民族问题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民族自决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最后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而不是采取流血革命的暴力剥夺,对于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合作化的方式,使之逐步走向集体化,而不是采取强迫农民的方式;在改造生产关系的同时,实现对人的改造。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一条“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苏联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原则而最终走向失败

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经验、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时,十月革命的发源地苏联却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领导人逐步违背了列宁、斯大林的方向,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党和国家日益变质变色,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发生了质变,走向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反面,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日益停滞,最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动荡,发生了制度颠覆和国家分裂,并引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曲折而进入了一个历史的低潮期。

1.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苏联逐渐走向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和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带领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发展前进,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创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苏联迅速摆脱了落后面貌而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社会主义大国。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50年代初期,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强盛发展,并战胜了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斯大林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正是因为这样,斯大林成为苏联乃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精神象征和信仰对象,对于社会制度的维护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凝聚力。然而,19562月,赫鲁晓夫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一个久负盛名的共产党领袖一夜之间被妖魔化为“独裁者”“暴君”“恶魔”。之后,经过各种宣传机器的不断重复和社会舆论的持续发酵,否定党的领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与苏联共产党自身的变质变色汇合到一起,形成了一股批判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力量。

2.苏联共产党日益背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而变质变向

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联共产党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党的性质越来越从列宁创造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演变成为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全民党”。在党的性质上,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概念,模糊并逐步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属性,沦为一个一般性的政党组织甚至是社会团体,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日渐脱离,最终导致背道而驰。在组织制度上,严重地践踏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赫鲁晓夫自己祭起打破“个人崇拜”的大旗,声称要破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自己却在党内实行独裁,不仅不能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就是他的原有支持者也起来反对他。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党内生活越来越陷于混乱,演变成为缺乏原则的恶性派系斗争,赫鲁晓夫的不正常下台就是一个明证。在党的干部方面,党内领导干部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苏联共产党逐渐堕落成为一个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陷入对立境地。随着历史的发展,党的领导越来越弱化,社会大众对已经变质变向变色的苏联共产党越来越感到失望,越来越失去信任。

3.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逐步丧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公开盛行

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共产党一方面仍然声称继承列宁的遗产,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把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塞进党的指导思想中,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党活动的准则”(参见柯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纪事(1953-1973年)》,北京:三联书店,1975年,第249页。),声称要把苏联建设成为“人人幸福”的人道社会。由此,党的指导思想中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多元并存的局面。指导思想的混杂和冲突,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失去统一的思想政治标准而陷入极度混乱,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丛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乘机进行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各种反共产党、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迅速在思想领域蔓延,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成为只是写在文件中的空话,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社会大众的认知出现严重错乱,社会信仰体系日益走向崩溃。

4.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停滞甚至倒退,社会动荡局面逐步形成

由于苏联共产党本身的变质变向,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多元化,党和国家的政策决策失去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政策选择和制定上呈现多元导向,相互矛盾和冲突。而且,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在党内权力斗争连续不断、指导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已经产生和发展的情况下,日益脱离人民群众的需要,党的工作出现严重失误,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停滞甚至倒退。在国际上,苏联又推行了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这样,本国人民对党和国家政府表示失望,进而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很多国家也开始拒绝和抵抗苏联的干预。苏联党和国家在国内外遭到了抵制,社会的认同发生裂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严重动摇,政局开始不稳,政策开始走向失败,社会动荡局面开始酝酿,并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推动下不断发酵。

5.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把苏联迅速引向崩溃

客观地说,即便是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崩溃也会发生,因为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苏联党和国家已经日益背离了十月革命的原则,变质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的国家。当然,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第一罪人,他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却成为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直接策划人和推行者,加速了苏联解体的步伐。戈尔巴乔夫用以代替马列主义的“新思维”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方化的“普世价值论”,其核心的论点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了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他所推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就是所谓的“公开性”,主张毫无保留地放开新闻舆论,这种“公开性”成为各种反苏、反共、反马思想严重泛滥的重要推手。他的改革的实质,就是要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彻底否定十月革命的原则,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他明确提出,“在踏上革命性变革的道路之后,必须毫不犹豫地摈弃自己身上妨碍我们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去的桎梏”(《苏联问题资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2页。),他把十月革命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看作是必须打破的桎梏。正是基于这种颠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目标,他在经济领域中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在政治领域中推行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总统制等。

这样,到了80年代后期,已经完全变质变向的苏联领导人,废除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宣布其非法地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排斥在国家精神生活之外而全面主张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个社会生活被引向社会主义的反面。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后,人们对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制度、苏联领导人已经完全不抱希望,甚至希望其尽快发生变革,精神和行动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普遍性的社会思潮。于是,在外力推动和内部反对派的打击下,苏联迅速发生巨变,制度颠覆,国家解体,并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五、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经验,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与苏联相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的经验,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成功开创并不断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中国人民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前进,并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提出要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探索非常艰辛,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严重曲折。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主义到了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需要做出重要抉择:或者是继续沿着“文革”的路子走下去,中国将会越来越陷入封闭僵化状态乃至于经济社会的崩溃;或者是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的路子,中国将会出现制度性颠覆陷入全面混乱状态;或者是探索一条适应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子,引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发展。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性抉择面前,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第三个方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信念、勇气和智慧,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辟并不断发展完善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胡锦涛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21页。)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完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和平崛起,正在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50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继承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宝贵遗产,这种历史继承性突出地体现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1979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页。)这四项基本原则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几十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发展之本,指引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是一切实践和理论创新必须坚守的政治底线和根本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枢纽,深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论断,从最核心的层次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围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本途径。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做出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开创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强调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说,百年来中国的道路探索和发展进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创和发展,都是创造性地把十月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果,都是对十月革命宝贵遗产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如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的境界,不断开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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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智奎主编:《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建刚)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

发布时间:2018-08-24 23: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