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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试论公有制经济组织在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中的作用

 

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大局,一切将无从谈起。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是否稳定,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是否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它涉及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等国家最高利益,是我国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境内外各种反共、反华势力也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对我国的极端重要性,因此竭力通过制造民族问题、挑起民族矛盾来遏制、削弱乃至分裂我国,并将此视为其主要的既定战略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十条诫令》中有一条就是:“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周珂:《从美国“十条诫令”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

虽然目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大体上处于稳定的状态,但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通过付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巨大代价获得的。当前这种稳定状态的基础比较脆弱,是一种维护稳定力量与破坏稳定力量处于相持状态下的脆弱平衡,这种平衡有可能在某些极微小事件的触发下被打破。为了维护当前的稳定状态,边疆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族干部群众长期承受着维护稳定的巨大压力,付出了大量的治理资源和高昂的治理成本,目前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要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需要从夯实边疆稳定的基础入手,从根本上增强维护稳定的力量,削弱破坏稳定的力量。

我们知道,边疆地区的稳定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大基础上的,其中党的坚强领导是边疆稳定的政治基础,缩小民族间发展差距是边疆稳定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边疆稳定的文化基础。只有这三大基础筑牢了,边疆的长期稳定才有根本的保障。而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大幅提高边疆地区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对夯实这三大基础均有决定性的作用,应将其作为保障边疆民族地区长期稳定的“长远之策、固本之举”。

一、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

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没有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治领导,要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难以想象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民族工作不断前进的政治保障(参见《习近平的民族观》,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824/c1001-27508701.html。)。2014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只要我们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我们的民族团结统一在政治上就是有充分保障的。”“边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键在党,根本靠坚强的干部队伍、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管用的群众工作机制。”(《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930日。)

新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曾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被纳入特定的社会组织之中,而每一个社会组织中都设立了起领导核心作用的党组织,从而顺利地实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由此形成了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有和集体等公有制经济组织数量急剧减少,大多数社会公共机构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渐解体,大多数社会成员逐渐成为市场中一个个分散的“原子”。虽然在城乡基层设立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并相应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但由于基层组织与群众之间缺乏紧密联系的载体,基层组织往往难以“捕获”处于离散状态下的“原子”,导致无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活动,使得多数基层组织在实践中只能进行一些程序性的应付工作。由于多数基层党组织难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未能有效地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也就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战斗堡垒作用,致使许多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领导也就难以真正有效地实现。

人是具有社会性的,对组织的需求与生俱来,在原来的组织解体和消亡后,人们必然要寻求新的组织依靠。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广人稀的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组织的需求表现得更为强烈。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多有宗教信仰,而宗教本身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群众性,在公有制经济组织解体后,宗教就自然而然地填补了公有制经济组织留下的组织真空,成为边疆少数民族群众依靠的社会组织和精神寄托。宗教场所数量迅速增加并逐渐成为很多少数民族群众活动的重要地点,宗教活动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必然被进一步削弱。

那么,能否通过对宗教的管理来实现党对信教群众的有效领导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宗教具有自身相对独立、封闭的思想体系,对其他思想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党的思想观点在宗教场所中是难以进入群众头脑中去的,因此对宗教的管理也就仅能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而不能深入到思想领导层次,党就难以在宗教内部占领思想高地、争取群众、实现思想领导。而如果没有党对群众的思想领导,党的领导就会成为空中楼阁。不仅如此,具体从事宗教管理的人员若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自身还有可能在与大量宗教人士长期接触中、在宗教思想包围中,被宗教所影响乃至吸引,则更加无法落实党的社会主义宗教政策。由此可见,试图仅通过对宗教的行政管理,而没有党进行直接领导的组织,不但难以实现党对各族信教群众的有效领导,而且还存在部分党员干部被宗教所影响、从而失去对宗教积极管理的可能性。

要加强边疆地区党的领导,就必须要让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需要基层党组织能够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吸引并团结在党的周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能够服务群众、保障广大群众利益,并且党能够直接领导而非仅仅是间接领导的组织。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最符合这一条件的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组织。

首先,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加强边疆地区党的领导的可靠组织保障。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党可以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经济力量,通过公有制经济组织可以将各族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使之成为保障各族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物质生活的主要机构,各族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党的领导就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贯彻落实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党的主张能够顺利实现。只有公有制经济组织才能主动地去“多搞一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办一些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使民族地区发展能够“落实到改善民生上、落实到惠及当地上、落实到增进团结上”,从而“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530日。),使中央和其他地方对民族地区的支持和帮助转化为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情。

其次,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营造昂扬向上的社会氛围,引导各族群众追求现代文明生活(参见《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530日。)。人的头脑不被正确的思想占领,就会被错误的思想占领。各种破坏民族团结思想的渗透是危害民族团结的重要因素,错误思想之所以能够渗透,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缺乏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公有制经济组织解体后,群众接受党的思想教育主渠道没有了,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依靠现有的途径和方式已经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通过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才能有效地组织各族群众学习和宣传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批判和抵制各种破坏民族团结的错误思想,培育和强化各族群众对其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认同感。

最后,公有制经济是党密切联系各族群众的载体。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与各族群众可以建立紧密的联系,可以及时发现和解决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而让群众感受到党的关怀,起到暖人心、得人心、聚人心的作用,增强对党的向心力,使边疆地区的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党联系和服务各族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坚实堡垒。也只有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群众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民兵等才能切实有效地发挥其党的助手作用,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

二、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是缩小民族差距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内容是要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平等是团结的基础,团结是共同繁荣的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面貌显著改善,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民族差距仍然存在,少数民族群众收入仍然相对较低,民族地区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特别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虽然一方面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有所增加,起到了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为缩小民族差距带来了挑战,民族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民族差距是民族矛盾的经济根源,缩小民族差距是促进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曾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我国的民族差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边疆民族地区区域内各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二是边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这种具有民族性的差距容易导致不同民族间关系紧张,积累相互间的不满,在某些因素的触发下就可能发生民族冲突,使本来属于普通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演化为复杂的民族问题、民族矛盾。市场的本质决定了由市场自发地发挥决定性作用是难以缩小民族差距的,缩小民族差距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公有制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基础,通过大规模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可以从根本上缩小民族差距。

第一,大规模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大幅度缩小各民族间因财产所有权差异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当前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财产收入差异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二是劳动能力差异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其中财产收入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因为财产收入对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正反馈作用:财产越多,财产收入就越多,所累积的能够产生收入的财产就越多,从而使财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会使得收入差距呈螺旋式加速上升,最终走向两极分化,直至以各种危机的方式强制解决问题。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财产是共有的、相对平均的,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各民族间财产差异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有效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第二,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有利于提高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释放发展潜力,从而缩小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差距。在20143月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筑就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国梦——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纪实》,《人民日报》2014928日。)边疆民族地区不仅要发展,而且要跨越式发展,才能缩小乃至消除与内地的差距。民族地区具有资源优势,要将优势资源开发好、利用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就必须要有资源开发能力。由于内地企业拥有市场、品牌、技术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使其具有更强的资源开发能力,如果任由内地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开发利用边疆民族地区的资源,资源的收益就容易流向内地或少部分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就难以获得其应有的收益,从而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的差距。如果这样,就会强化少数民族对外来企业的敌视心理,不仅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稳定,甚至还可能出现经济越发展而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越突出的不利局面。而通过在民族地区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一方面能够将民族地区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形成规模优势,提高其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本地各族群众可以成为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另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为国家和其他地方的援助提供更有效、更公平的渠道,使援助既能得到更公平的分配,又能够更好地由直接“输血”向提高“造血”能力转变,从而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民族团结。如果离开公有制经济组织,仅仅依靠市场经济手段,民族地区很容易成为只是一个单纯的资源输出地,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也难以增强民族地区自身的发展能力。

第三,通过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可以吸收就业困难群体就业,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和收入保障。边疆就业困难群体中以少数民族群众居多,少数民族群众就业困难是民族差距在就业领域的表现,是影响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边疆就业困难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青年人,就业困难使他们容易滋生对社会的不满,再加上民族、宗教因素以及外部敌对势力的渗透与蛊惑,很容易导致边疆地区不稳定。事实表明,参与暴恐事件的多是无业、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的人员,可以说暴恐事件与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就业问题高度相关。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要高度重视充分就业的重要性,“要坚持就业第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930日。),以保障所有有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的少数民族群众都能就业。但在非公经济组织大量存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就业只是偶然或短暂的现象,而一定数量的失业则是必然。完全依靠市场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充分就业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非公经济组织在决定雇用劳动力数量时,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原则,即使政府通过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鼓励非公经济组织增加就业岗位,它仍然只有当享受的政策收益大于增加就业岗位所需承担的成本时,才会增加就业岗位。因此依靠非公经济组织不可能实现持续性的充分就业。只有公有制经济组织,才能够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进行决策,将就业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吸收进来,为其提供安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使其成为边疆经济发展的贡献者。

三、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实现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组织基础

改革开放后,随着边疆地区公有制经济体系的解体,各民族失去了共同生产和生活的组织环境,边疆地区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宗教意识和风俗习惯等不仅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步淡化或趋同,反而呈现出进一步强化的趋势。随着各族群众重新开始强调维护各自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又进一步强化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这就容易滋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使得各族群众之间因为文化、习惯、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摩擦和纠纷,对民族团结非常不利。

在公有制经济组织解体的过程中,边疆地区的非公经济快速发展。那么非公经济组织能够成为民族文化融合的载体吗?尽管理论上非公经济组织也能够吸收各族群众就业,从而成为各族群众交流和融合的场所,但非公经济组织往往以个人或家族为中心,而且规模通常有限,更容易形成以某个民族员工为主体乃至纯粹是某个民族员工的企业。这不仅不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还容易导致经济主体之间正常的商业竞争转化为民族间的对立。此外,非公经济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目标,这使得企业主也没有动力去为促进民族团结做工作,甚至有的企业主会受经济利益驱使而故意挑动和激化民族矛盾。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930日。)。存在决定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创造和夯实其物质存在条件。共同的经济生活在民族认同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要培育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需要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利益目标。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为各族群众的共同经济生活提供有效的载体,各族群众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有了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经济联系,各民族间语言、文化、人员的交融就会更加频繁和畅通,各族群众就更加容易融为一体,从而就会由对狭隘民族利益的关注转向对各民族共同利益、共同生活的关注,从而能够把民族团结落实到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环节各方面,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增进了解、加深感情,使各族同胞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530日。),从而有利于各族同胞在文化上相互借鉴、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进而形成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意识,自觉抵制和反对民族分裂,使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思想失去文化基础。

四、余论

毛泽东针对中国军队的性质和任务曾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页。)公有制经济组织类似于和平时期的军队,虽然它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但不能将公有制经济组织仅仅视为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它的功能应该而且能够多样化:除了通过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等实现其经济功能外,还能够实现其政治、文化、教育等多重功能。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公有制经济组织对边疆稳定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就更不能只将其视为一个功能单一的经济组织了。在边疆地区应当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将发展公有制经济作为边疆地区长治久安的战略性举措,恢复公有制经济的数量和规模,使其在边疆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以使其对边疆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能够充分地得到发挥。这与我们现在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不矛盾,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是从整个国家层面上讲的,只要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公有制经济在不同地区的比重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存在较大差别。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指出:“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要把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新疆考察纪实》,《人民日报》201454日。)由于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多干部存有公有制经济“低效论”“无效论”等错误思想,这些思想已成为影响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的主要思想障碍。而这些错误思想之所以有市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些人在看待公有制经济时,只算“经济账”“眼前账”,而不算或少算“政治账”“战略账”,只会算小账而不会算大账。既然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能够保障边疆地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它就是整个国家的“大账”,要算它的“政治账”“战略账”,从而坚定地将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作为边疆稳定的“长远之策、固本之举”。

当前我们仍然拥有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的选择权和主动权,在边疆地区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具有一些优势条件,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留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边疆地区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财政支援可以转化为公有制经济资本金,大型国有企业在边疆地区开展的经济建设项目,以及少数民族群众中存在的公有意识和文化等。只要政策上鼓励,再加上这些有利条件,边疆地区的公有制经济组织一定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在边疆地区发展公有制经济组织也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民族地区有关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只要通过解放思想,破除错误思想的干扰,认识到公有制经济组织在保障和巩固边疆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就一定能够重建边疆地区的公有制经济,为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稳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司马义·艾买提、赵延年:《党的领导与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党建研究》1991年第7期。

[2]王延中:《西藏社会稳定新机制建设探索》,《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

[3]闫国疆:《信仰教育、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4]魏新元:《在新疆大力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意义深远》,《中国集体经济》2012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谭晓军)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

发布时间:2018-08-24 23: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