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的位置 > 首页 > 中共党史与党建
李海青:论民主集中制视阈中的“两个确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判断,固然需要从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复杂形势、严峻挑战,承担的艰巨任务、光荣使命来理解,需要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来把握,但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来分析与认知。严密而系统的组织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特性,脱离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性,脱离开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不仅无法准确理解“两个确立”,而且极容易出现解读的偏差与失误。只有在民主集中制的视阈中,“两个确立”才会得到完整、准确、到位的理解。

一、作为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要想在民主集中制的视阈内探讨“两个确立”,必须首先对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本身有清楚准确的认识。党作为一个组织,需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党内关系,比如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之间、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之间、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之间、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等,如果无法切实理顺这些关系,就无法凝心聚力实现目标、完成使命,而民主集中制则恰好是有效的解决之道。民主集中制正确“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就此而言,民主集中制揭示与体现的是党如何组织与活动的根本规律。

  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通过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来运作与发挥作用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表明集中是坚持政治民主原则的集中,是民主主义的集中,而不是个人独裁专断的集中,组织成员的民主权利是集中的基础,正确集中的程序前提是组织成员能够平等地、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种民主权利的行使一方面体现在参与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的形成与调整,另一方面体现在民主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并对其监督制约。“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通过组织成员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政策的科学性与领导的权威性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保障,集中由此就趋向正确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指民主是有组织指导的民主,而不是无序的民主。如果没有领导机关与组织者事先的正确组织、指导、统筹、准备、安排、拟议,仅仅依靠自发的民主或仓促实行的民主,是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的,结果很可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严重分化、极度内耗,更谈不上对民意的采集整合、有效提升并以之为基础进行科学决策。在此意义上,民主的有效有序展开以具有合法性的组织权威的存在为前提,党员必须服从党组织的领导,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服从党的纪律。此外,有效的集中可以推动大政方针的迅速贯彻落实,提高执行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切实保障组织成员的主体地位与各领域的民主权利。越是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越是面临着艰巨宏伟的任务,越是要注重对于民主的集中指导。

  必须看到,尽管民主集中制涵括民主与集中两个要素,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但民主和集中两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在整个民主集中制的运作中,集中处于一个起承转合的中枢地位,发挥着统一、规范、引导、协调、组织,类似人体大脑的作用。正是通过集中,整个民主集中制才能够切实运转起来,民主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与实现形式,组织才能纪律严明、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组织目标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领导制度,其组织性是最突出的特征,而集中部分又是组织之首、组织之魂。这就是说,只有集中的部分能够使各级组织明确组织的活动目标、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条件、活动程序和活动要求,并且对各级组织的活动进行信息反馈、调控、纠错等指挥领导工作。民主集中制的集中部分,是对整个体制运行起推动、维护、调控作用的。”有效而正确的集中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效果。既然强调正确的、更好的集中,在组织上必然强调领袖群体的能力与素质、领导机关的责任与担当、指导思想的科学和有效。就此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中,列宁强调的职业革命家获得了应有的位置。

  既然在民主集中制的两个要素中,集中的地位与作用更为重要、更为突出,那么,按照党内逐级选举、权力与责任层层集中的逻辑,党的领导核心自然是集中的最高载体,具有集中的最高权威,其集中全党智慧创立或形成的理论成果自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当然,为了表明党内民主与集体领导,现行党章只是明确了“四个服从”,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没有进一步明确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没有关于党的领导核心的明确规定。但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领导核心不仅存在,而且发挥了力挽狂澜、鼎定乾坤、无可替代的主心骨作用。没有意志坚定、能力卓越,非他人所能比的伟大领袖与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无法化解危机、攻坚克难、践行使命的。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换言之,尽管我们党主张集体领导,强调建立健全党的委员会制,但党的理论也十分强调党的领导核心的特别地位、特殊责任,党的实践更是证明了领导核心存在的极端必要性。在此意义上,虽然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实行的是委员会制,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委员会制,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委员会制,各个委员的权力、责任、地位是相同的,是没有最高领袖与领导核心的,党的集体领导在最高层级上实行的实际上是“委员会+核心”制,并且这在党的历史上已经成为传统与惯例。由于这一领导核心经过全党逐级民主选举授权,其必然也成为全党集中的最高权威。

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两个确立”

  按照民主集中制的逻辑,集中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是以组织成员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作为基础的。具体到“两个确立”,正是因为其建立在真实有效的党内民主基础之上,才具有充分的法理权威与正当性。

  就第一个“确立”而言,习近平同志是经过党内选举而产生的总书记,他作为集中的最高权威是以广泛真实的党内民主为基础的。经过党内公平规范的逐级民主选举,从普通党员,到一般党员干部,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再到党的领袖群体,最终到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同志以其坚定信念、伟大情怀、雄才伟略和远见卓识成为了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完全遵循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恪守着现代民主政治的文明理念。“任何组织,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党,只有它在政治上是民主的或者其内部成员之间是平等的,才需要也才可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否则,如果它在政治上是非民主的或者说是专制、独裁的,其内部成员之间是不平等的,那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只能实行专制集中制或官僚集中制。这就是说,作为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由作为政治原则的民主所决定和制约的;不仅民主集中制的是否实行取决于是否民主,而且民主集中制实行的可能程度也取决于民主的发展程度。我们党之所以在组织原则上必须也只能选择和实行民主集中制,而绝不允许搞专制集中制,归根结底在于‘其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脱离开现代民主政治,脱离开民主集中制,脱离开党内民主来解读党的领导核心,是错误且决不可取的误读,是不可能形成正确理解的。进而言之,还应该看到,正常情况下,这样一个党内逐级上升的选举与授权过程,并非仅仅一个简单的票决程序,而是建立在各个层级的党组织与党员对于选举与授权对象的各方面素质、品质、能力综合认知、全面把握、系统判断的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党的最高领袖与领导核心的产生,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经历了现实的历练与实践的检验,而投票所反映的不过是众望所归的一种结果罢了。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特别是领导核心,不经过从基层到中央,数十年各领域大风大浪的洗礼和各方面困难挑战的考验,没有高超的理论水平与非凡的领导能力是难以胜任的。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内在逻辑,从普通党员,到一般党员干部,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再到党的领袖群体,直至党的最高领导人,有一个德性修养与能力水平不断梯度提高的理论预设。这一理论预设也相契于马克思主义对伟大人物历史作用的认可。

  就第二个“确立”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其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了正确的集中,不仅通过各种民主渠道与形式自下而上地充分反映了全党的呼声、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而且在理论的形成与创立环节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核心的深厚理论素养,特别是对党内意见建议的有效总结概括能力和对事物规律逻辑的深刻洞察把握能力。一方面,党的大政方针的形成与指导思想的创立,需要大力发扬民主,包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倾听人民群众和党内群众的意见,广集民智,只有如此,大政方针与思想理念才能够不脱离现实实践,具有扎实的社会基础与党内基础。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本身所要求的。民主越全面、充分、客观、深入,集中的科学性就会越高。另一方面,所谓集中并不就是单纯的意见汇总与观点归纳,集中的主体还必须做艰巨的加工与提升工作。党的领袖特别是领导核心要依据自己调查掌握的实际情况、具体资料、客观现状,依据自己深入研究所掌握的历史的发展趋势、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的内在逻辑,对自下而上得来的信息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甄别、筛选、提炼、升华工作。这种集中在很多情况下是对多样化的观点意见的一种质的提升。在这个集中环节,党的领袖特别是领导核心具有很大的主体能动性,能力具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作用极为关键。很多情况下,决策的失误与理论的谬误不是因为自下而上的意见表达出现问题,而是在集中环节由于相关主体的素质所限而导致。纵观我们党的历史,党的领导核心在指导思想的创立或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关键性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的:“习近平同志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三、“两个确立”与正确集中的组织优势

  如上所述,“两个确立”是民主基础上正确集中的结果,而“两个确立”的明确与践行,作为正确集中的结果,已经对并将会继续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产生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而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于中央层面能否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决定于中央领导集体能否确立一个杰出的领导核心,这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众望所归、名副其实、当之无愧。作为党的领导核心,要实现对党的有效治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就必须针对新的时代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来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用“十个明确”对其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集中概括。这些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理论成果。

  “两个确立”及其发挥的巨大实践指导意义,充分说明了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的巨大成功与制度优势。具体而言,正确集中的组织与制度优势集中体现了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等各领域。

  就政党治理而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习近平也是反复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特别是自我革命的提出意义十分重大,当年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了民主的新路。事实证明,民主参与与监督对于惩治贪污腐败、监督制约权力、实现长期执政确实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规律,但要看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仅仅依靠民主来对政治权力特别是“一把手”进行有效监督制约是有所局限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再推进,民意再高、民声再大,如果没有政治权力自上而下的积极推动,民主的作用也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其无法转化为体制内有效的实操性程序切实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民主集中制的特点所决定的,民主毕竟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的态度如何对于民主作用的发挥影响巨大。

  在民主集中制的实际运行中,由于集中的关键地位,由集中所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制约反而更为有效。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强化党内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高度强调党的自我革命,这表明了我们党认识的深化。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2021年6月,我们党历史上针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制定的首个专门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公开发布。这一文件着眼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突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监督,是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监督制度和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的进一步集成完善。文件强调把对“一把手”的监督作为重中之重,强化监督检查;“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自觉接受监督;加强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严格执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落实“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职责;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巡视巡察工作要紧盯“一把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掌握对“一把手”的反映,建立健全述责述廉制度。“目前我们解决‘一把手’监督难的思路,就是按照习近平提出的,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把上级对下级的巡视制度,同级对同级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下级对上级的民主评议、民主考核制度,干部人事部门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和核查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对领导干部问题线索的查处制度等健全和落实下来,成为经常性的对‘一把手’有约束力的制约监督。”同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切实发挥党内监督带动作用,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协调、形成合力。此外,要加大统筹力度,整合各类监督信息资源,有效运用大数据,建立健全重大监督事项会商研判、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机制,使各类监督更加协同有效。经过十八大以来的持续探索努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如果没有习近平同志作为领导核心、作为第一推动力的强力推动,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与有效指导,党内“七个有之”的问题就难以切实解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难以切实保证,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难以切实提高,党的建设和治理就不会是今天这样一种崭新局面。

  就国家治理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既重申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并不断丰富其内涵,提出了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又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从而切实推进着目标的实现、任务的完成、梦想的接近。既注重每个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军队、“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外交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又强调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高度关注改革发展的系统性、关联性、全面性,追求整体效果。“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既强调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着眼长远、着眼根本,又关注民众反映的现实热点问题,打赢全面脱贫的攻坚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重大风险的防控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歼灭战。既强调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明确改革发展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又强调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实施方案抓到位、实施行动抓到位、督促检查抓到位、改革成果抓到位,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知行合一。既强调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又强调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既强调发挥党和政府的力量,又强调发挥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注重形成治理的合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办成事。

  根本而言,如果不是习近平同志作为领导核心以巨大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就难以攻克,利益固化的藩篱就难以突破,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安全就不会在新时代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难以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特别是经过新时代的奋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与提升,中国人民更加奋发有为,中华民族更加团结进取,中国精神更加昂扬向上。不平凡的历程与历史性的成就极大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自信、历史自信,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

  就全球治理而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在新时代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成就的基础上,经过新时代的接续努力,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终于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传统错误思维,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则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扬弃,宣告了基于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颓势与式微,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走向。在被称为共产党人“圣经”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文明由资本逻辑主导与野蛮残酷的一面,指出了人类解放发展与创造新社会、新文明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而在170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共产党宣言》精神的自觉传承、发扬光大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想的忠实践行、贯彻落实者。尽管离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尚远,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文明的扬弃超越毕竟已经实质性开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道路与新文明毕竟已经创造,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已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就此而言,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光明未来。

  另一方面,新时代,习近平基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定位,胸怀天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创新性地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的价值观、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治理观,准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人类面临的时代性课题,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经过持续努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正是由于对世界变局的准确定位以及中国方案的系统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21世纪的人类社会,把握人类21世纪的历史趋势、认知人类21世纪的发展规律、解决人类21世纪的重大挑战,以重大的理论创新指导人类社会在21世纪的变革发展。当然,这一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运用的过程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开放性。

结语

  综上所述,只有在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的视阈内进行分析,“两个确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两个确立”是民主基础上集中的必然结果,以现代民主政治与共产党人的民主价值观为前提,而正确的集中则以领导核心的坚强有力、指导思想的守正创新发挥着强大的组织效能,体现出显著的制度优势,这表现在新时代的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等各领域。民主集中制的进一步健全完善,“两个确立”的有效践行,必将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阶段新征程上更好把握机遇、化解挑战,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作者简介: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2-07-29 11:06:00